21世纪是信息资源爆炸的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数字图书馆这一新型的知识集散中心,它突破传统图书馆的边界限制,使知识的获取和信息的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数字图书馆的建设需要大量的馆藏资源作为依托,馆藏资源的获取主要就是依靠作品的数字化,然后再利用信息技术将数字化的作品传播出去,提供给社会公众,促进信息资源的共享。但是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力度加大,使得我国著作权人的利益保护呈现扩张趋势,数字图书馆内作品的复制与传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不利于社会公众对信息资源的获取。目前我国合理使用制度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是规则主义立法模式的僵化,导致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不够灵活;第二,图书馆向读者提供的作品有限,并且只能局限于馆舍之内,合理使用的范围较小;第三,是著作权人过多使用技术措施,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图书馆获取资源的空间。通过我国与域外国家和地区合理使用制度的对比,可以得到以下启发:第一,因素主义立法模式相比规则主义较为灵活;第二,作品合理使用范围的调整要考虑到著作权人权利的变化;第三,图书馆可以规避技术措施;第四,完善合理使用制度时应与技术发展特点相适应。在坚持利益平衡原则的基础上,对以上问题建议从下三个方面进行修正与完善:第一,选择规则主义加因素主义的综合立法模式,并引入美国“四要素”和“转换性使用”来调整判断标准;第二,扩大作品的合理使用范围并且赋予数字图书馆在一定条件下规避技术措施的权利。第三,适度将法定许可制度和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引入数字图书馆中来辅佐合理使用制度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