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约定义务的遵守与执行直接关系到多边环境条约的有效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重要的环境条约相继建立了以促进遵约为目的、强调非对抗性的遵约机制。2001年，《马拉喀什协议》也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敲定了有关的遵约机制的细则规定。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已有争端解决和多边协商两大履约保障制度，但囿于各自的局限性，无法为《京都议定书》量化、期限化的实体义务提供有效的履约保障，因此有必要建立与《议定书》义务性质匹配的遵约机制。事实上，在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谈判后，最终产出的遵约机制与程序确实具有区别于以往其他多边环境条约遵约机制的强势化特性。　　 论文通过对核心机构和关键程序的剖析，论证了《京都议定书》遵约机制区别于其他多边环境条约遵约机制，具有显著的强势化特性：在机构设置上，分设促进事务组与强制执行事务组，并赋予事务组相对独立的决策权，突出机制对强制执行职能的强调；在运行程序上，宽松的启动方式、平行型的案件分配与处理、严厉的响应措施、以及强化的防卫性措施，亦佐证了遵约机制在各运行环节呈现的强势性质。　　 在归纳论证遵约机制的强势特性之后，论文深入分析了强势遵约机制的成因。继而从两大事务组已经处理的实际案例入手，分析强势遵约机制现阶段的运行成效和潜在弊端，并对遵约机制在《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后的实际效用作出预测和展望。　　 最后，论文从更深远的角度探讨适应未来气候协定中的遵守控制程序，建议遵约机制作出相应调整：一是保留并继续完善机制的强制执行职能，但应当明确将其限用于附件一的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则侧重发挥其便利促进的职能，二是细化便利促进的机制职能，加强遵约机制与技术、资金机制的联系，使其能够切实发挥协助促进缔约方遵守约定义务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