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双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住宅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以及物价水平的居高不下，这些都表明中国居民投机行为较重、非理性成分较高，再加之法律的不健全、制度的不完善和信用体系的不成熟，使得中国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更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本文开展了基于“货币幻觉”视角的中国居民非理性经济行为研究。　　本文从“货币幻觉”一词的起源到经济学家对待“货币幻觉”的分歧，从“货币幻觉”的存在性证明到“货币幻觉”产生的内在原因都做了详细的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居民开展了“货币幻觉”调查研究，并用实证模型定量检验了中国股民的非理性投资行为、中国购房者的非理性购房行为、中国工人的非理性工作决策行为以及中国城乡居民非理性消费行为，用以证明中国居民的“货币幻觉”效应。　　本文的主要贡献表现在:　　(1)从调查层面证明了中国居民受到“货币幻觉”影响。本文通过对来自厦门、广州和深圳的共计300名居民进行来自收入、交易、签订合同、心理账户、公平与道德五个层面的问卷调查，证明了中国居民在面对不同框架下的选择时是非理性的，受到“货币幻觉”效应的影响。　　(2)证明了中国股民受到“货币幻觉”影响。本文通过对数线性动态红利增长模型，将中国股票市场红利收益率分解为三个部分:负的客观预期红利增长率、主观预期风险溢价和错误估值，实证检验通货膨胀对这三个分解部分的影响，发现通货膨胀可以较好地解释由于中国股民非理性投资行为而产生的错误估值，从而证实中国股民受到“货币幻觉”影响。　　(3)证明了中国住宅市场的购房者受到“货币幻觉”影响。本文通过对数线性动态租金增长模型，将上海住宅市场房价租金比分解为三个部分:客观预期租金增长率、负的主观预期风险溢价和错误估值，实证检验通货膨胀对这三个分解部分的影响，发现通货膨胀可以较好地解释由于上海购房者的非理性购房行为而产生的错误估值，同时，将模型应用于北京、广州和深圳三市的购房者，得到相同的结论，从而证实中国购房者受到“货币幻觉”影响。　　(4)证明了中国工人受到“货币幻觉”影响。本文通过对来自厦门、广州和深圳共计300名职场人员做问卷调查，所有职场人员都被问及在不同收入、不同税率但净收入相同的框架下如何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从理性角度分析，由于无论在什么框架下，工人的净收入都相同，从而使得工资对工人的工作激励一样，但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工人的工作决策是非理性的，他们注重名义总收入而非实际净收入，在被征税后会选择更长久地工作，通过对调查数据做Probit回归，排除调查者的自身特征，证明中国工人受到“货币幻觉”影响。　　(5)证明了中国城镇消费者受到“货币幻觉”影响，而中国农村消费者则表现出对物价波动的“过度反应”。本文开创性地构建了基于中国城乡居民非理性行为——“货币幻觉”与“过度反应”视角下的凯恩斯消费函数与生命周期消费函数，并针对中国城镇居民1978-2009年年度数据和中国农村居民1985-2009年年度数据，分别采用OLS和GMM对这两个消费函数进行数值拟合，拟合结果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都非理性，中国城镇居民受到“货币幻觉”效应的影响，而中国农村居民则表现出对物价波动的“过度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