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金融市场在国际化的影响下于2005年开启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业务,然而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警醒下,未成熟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进入暂停阶段,直到2012年才重新开启此项业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201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原试点规模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五千亿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继续为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开拓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事实上,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具有“分散风险”功能还是“加剧风险”功能,学界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如何准确地度量其信用风险、如何有效防范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风险、如何解决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未来我国持续深化拓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界已有研究表明,KMV模型是现代模型中较为适用于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信用风险实证分析模型,因为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所设计的年限较短,且人员对于此项业务的研究与经验相较于其他国家有所不足,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有些学者对此模型进行修正,并指出此模型所需要的数据依据我国现有的历史数据已经可以支撑起其真实性,并且容易获取,在进行模型计算时以真实的数据进行计算,结合真实分布,可以增加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信用风险度量的准确度。但是,已有研究对于不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信用风险之间的差异性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选取我国目前发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05年至201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使用修正后的KMV模型对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信用风险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不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信用风险的差异性。首先,采用个案验证了KMV模型的适用性;其次,用KMV模型计算出了279个样本的违约距离和违约风险;最后,检验发起机构、基础资产类型、存续期限等因素是否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用风险产生影响。实证结果表明,KMV模型适用性非常好;样本总体信用风险较低,违约距离越大,违约风险越低;不同发起机构的产品之间信用风险存在显著差异,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基础资产类型对其信用风险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存续期限对于信用风险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且这种影响在控制年份的情况下更为显著。同时,并非存续期限越长,违约距离越大,信用风险越小,而是有可能有一个极值;此外,各年份发起的产品信用风险也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总体表明,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信用风险总体水平较低但差异性非常显著,且受到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