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领导体制是军事制度的核心内容,它包括最高军事统帅、军事领导指挥机构与职官的设置和职权划分等。京湖战区军事领导体制作为南宋国防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内容丰富的变迁史典型体现了南宋地方军制史发展的诸多特点。研究京湖战区军事领导体制的变迁是了解南宋军事制度确立及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南宋军事史尤其是南宋对金、蒙(元)战争史研究的必要前提。全文通过对南宋各时期国防形势的把握,力求通过对南宋中央与地方的军事事权博弈情况进行分析,并梳理出南宋京湖战区军事领导体制发展变化的特点及其背后制度设计的内在逻辑。建炎、绍兴初年的京湖战区,国防形势严峻,战区内使臣的设置纷繁多样,各武装势力不相统御,南宋中央对各支武装力量的掌握力尚不足,故而并无成型的统军体系。绍兴六年、七年,岳飞北伐班师后接连升任京西、湖北路宣抚使,置宣抚司,京湖战区形成了“宣抚使——诸统制”领导体制。其后数年,伴随着武将专兵现象的加剧,军事实力明显提升,国防压力逐渐缓和,南宋中央在对金和议的契机下,一举罢掉三大将的兵权,解除了武将势力其对中央统治的威胁,罢除了安抚使之外包括宣抚使、制置使在内的诸类使臣,鄂州都统司成为了京湖战区的最高统军机构。绍兴末年至开禧北伐期间,受海陵南侵和孝宗军制改革的影响,京湖战区再次出现宣抚使、制置使等形式的使臣,但其随设随罢,大体仍为各都统司掌军,但有了都统制兼任地方守臣及安抚使节制屯戍兵马的发展,帅司、戎司出现事权重合。其次,绍兴三十一年荆南府(江陵府)、江州两支驻屯大军的创置、乾道三年各御前诸军增置副都统制则丰富了战区一级统军体制的规模和内容,是地方一级统军机构的制度革新。自开禧北伐至宁宗末年,蒙古的兴起改变了宋金关系的形势和走向,两国战事频仍,制置使的事权出现了很大的提升。伴随着京湖战区制置司设立的常态化的过程,其对各驻屯大军的统御也逐渐加强,最终形成了“制置司——都统司”这种较为成熟的二级统兵体制。晚宋边防压力陡增,抗蒙(元)形势的日益严峻使得军队调发频繁,国防重心由沿江一带北移至江淮之间,襄阳府的军事地位大为提升,超越鄂州而成为京湖战区第一军事重镇。节制屯戍军马制度和帐前都统制的普遍化表明了地方二级统军机构也出现军政合一的趋势;各驻屯大军军力下降、都统制滥授,新军的大量设立等则构成了一级统军机构的多样化发展。在以文抑武传统理念和国防形势不断恶化的共同作用下,文臣任帅高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