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办报具有实践性和观念性的双重维度,是政府、政党、政治家等主体以办报来为其政治活动服务的实践及其思想的总和。政治家办报在我国肇端于康梁的“乙未三报”,发展于国共两党成立后的政党机关报,并逐渐在实践中深化着报刊与政治的共生关系,形成了办报联系政治、服务于政治的办报传统。吊诡的是,作为这一传统资深实践者的中共党报负责人邓拓,却在1957年被中共领袖毛泽东批评为不是“政治家办报”。这引发本文去探讨毛泽东“政治家办报”思想的独特内涵。本文首先研究了毛泽东“政治家办报”的提出,分析其语境与相关政治修辞。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波匈事件的爆发,暴露出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批判“个人崇拜”间接导致了毛泽东在党内个人权威的下降,加之在国内建设中,毛泽东的个人政见与其他领导人存在着较大分歧,他的多次讲话没被最高党报《人民日报》充分报道,为此毛泽东将矛头对准《人民日报》负责人邓拓,对其进行严厉地批评,旨在重申毛泽东中共最高领导人和最高党报领导角色的合法性,暗示邓拓没有“跟紧”、服从最高领袖。进而对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思想进行深度解读。毛泽东政治观的特色是政治的“泛化”与斗争哲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毛泽东“工具主义”的新闻观,新闻宣传成为辅助政治的工具,弱化了新闻媒体(尤其是党报)及其负责人的主体性。在毛泽东使用的政治词汇中,“政治家”和“书生”也有其独特意涵,从“书生”的角度分析得出,“政治家办报”要摒弃“书生”的自由主义、与“迂”、“直”的习气,能自觉服从领袖意志,跟紧领袖领导,通俗地讲即“听话”;从“政治家”的角度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政治家办报”的具体素质要求,总的来说,就是能有助于最高领袖的意志高效地执行,反映了毛泽东看待报纸和报社编辑的工具性视角;最后将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思想追溯至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认为改版是毛泽东“政治家办报”思想的先期实践,其中提出的“完全党报”思想与后来的“政治家办报”具有高度一致性。总的来说,政治家办报反映的是报刊与政治的关系,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更反映了党报与党的关系,以及党报负责人与党的领袖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是党报实践中经常面临的困境,也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