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写作的问题意识源自19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危机引发的当代虚无主义情绪。本论文认为，这一精神危机乃是五四人道主义危机的“结构性反复”。与之相应，1980年代初期著名的“潘晓讨论”中出现的进化论观念，作为人道主义话语的观念动力，同样是19世纪末引入中国的进化论思想的重现。在这种意义上，本论文的研究目标是，通过讨论进化论与五四人道主义危机的关系，从而为理解当代精神危机提供历史化的思想参照。　　本论文将分四章展开论述。第一章清理进化论影响之下近代人道话语重构的基本脉络。首先以进化论为线索，解释近代中国进步话语形成的现实逻辑和观念逻辑，进而探问进化论对现代伦理之创生的意义。然后以此为基本的观念构架，具体讨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与章太炎人道观念的相似与差异，深究其背后共通的问题意识：以真俗为构架理解近代人道话语的重构。　　五四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接纳了近代人道观念的思想形态，但往往无视他们的问题意识。本论文之所以选择以鲁迅为中心讨论五四人道主义危机，乃是因为他敏锐地意识到前述近代先驱的问题意识。因此，第二章的主要任务是探究鲁迅接纳近代真俗问题构架的方式。这种方式决定了他的进化论思想的内在张力，并形塑了他的人道观念从“人”向“个人”的转变。第三章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在第二章的基础上，这一章将以小说《药》、《祝福》和《伤逝》为中心，讨论鲁迅反省五四人道-丰义危机的内在理路。一方面，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以抗俗求真的个体意志，不断追求生命价值的进化，才能挽救近代中国的道德危机；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意识到，求真意志势必冲破一切价值的简化和伪饰，将安于世俗生活的民众推向无地彷徨的境地。正是“真”“俗”之间的这种冲突，将五四人道主义理想置于道德的两难。　　以鲁迅的这种思想方式为参照，本论文认为，周作人和张爱玲的文学选择分别表征了他思想中的真俗二维。基于这种理解，第四章将集中讨论他们反省人道主义的方式。周作人后期之所以放弃早年的人道主义理想，回归到保有个体之“真”的儒家“人生主义”，正是试图从传统人伦教化中寻求协调“真”“俗”冲突的出路。与之相对，张爱玲在小说中彰显世俗生活神圣性的同时，也深刻洞察到这种神圣性背后的虚无主义体验。他们两人的文学选择，共同揭示出人道主义危机中“向俗”的难题：如何在启蒙时代的世俗生活中安顿个体的身心。　　在上述意义上，本论文认为，五四人道主义危机的实质乃是，无法调和真俗两难的人性欲求：既不能为人性的自我完善提供相应的道德空间和精神动力，也不能为人心的自我安顿创造出值得信靠的伦理寄托和价值规范。经由这种反省回到19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的历史语境，不难明白，正是真俗两难的伦理处境，使得当代知识分子无法应对由此带来的精神危机，最终导致虚无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