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现有唐·德里罗研究聚焦于消费文化、技术理性和媒介文化对德里罗小说人物之自我认识和日常生活的影响。着眼消费文化的学者揭示了外在形象商品化对德里罗小说人物的异化作用,研究媒介文化的学者指出影像崇拜对德里罗小说人物的主体建构起着决定性作用,考察技术理性的学者关注电脑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医疗科技的异化作用,他们认为这些科技将人体变成数据和影像,从而影响了人们的自我认识和生活方式。总体来看,德里罗研究涉及的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现有唐·德里罗研究聚焦于消费文化、技术理性和媒介文化对德里罗小说人物之自我认识和日常生活的影响。着眼消费文化的学者揭示了外在形象商品化对德里罗小说人物的异化作用,研究媒介文化的学者指出影像崇拜对德里罗小说人物的主体建构起着决定性作用,考察技术理性的学者关注电脑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医疗科技的异化作用,他们认为这些科技将人体变成数据和影像,从而影响了人们的自我认识和生活方式。总体来看,德里罗研究涉及的三个问题突出强调了“超真实”的非肉体化对人们自我认知和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这些研究成果深刻揭示了德里罗小说中主宰当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和科技力量,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低估了身体性真实对其人物主体建构和日常生活的影响。德里罗小说人物生活在以死亡风险和潜在疗愈为主要特征的当代美国社会中,身体性真实是他们无法逃脱且必须面对的现实。本论文参照身体研究的理论视角,探讨德里罗小说的身体性。具体而言,本论文主要考察构成德里罗小说人物之身体性的三个非常重要且相互关联的方面,即:德里罗小说人物身体性形成的原因、德里罗小说人物的身体性特征、德里罗为其人物提出的反极端身体性的救赎方案。首先,本论文研究德里罗小说人物身体性的形成原因。德里罗描述的当代美国社会充满死亡威胁,其小说人物受到暴力恐怖事件以及生态危机的侵扰。暴力恐怖事件和生态危机不仅危及个体的生命,而且殃及群体的存续。面对死亡威胁,德里罗小说人物渴望救赎,寄希望于医学科技的进步和革新,于是新兴的医学技术和生物医疗技术成为那些渴望安全、疗愈、永生的人物之生存的依托。除此之外,德里罗小说人物生活在一个大众媒介肆虐的时代,快速的信息传播加重了他们对风险和威胁的恐惧,强化了他们对安全和永生的渴望。由此看来,德里罗小说人物既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中,也生活在一个医学社会中,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其身体性生成的社会土壤。在此基础上,本论文考察德里罗小说人物身体性的三个主要特征:身体化主体性、身体化生活方式、身体化审美。第一,德里罗小说人物普遍具有身体化主体性。他们追逐安全,抑制脆弱,祈求健康,恐惧疾病,膜拜青春,抗拒衰老。现实生活中,他们眼见之处布满威胁、疾病和死亡,这使他们陷入深深的恐惧和妄想中,时常感到焦虑和孤独的困扰。第二,小说人物的日常生活方式因受到身体化主体性的影响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重视身体保养,经常从事健身活动,对身体感受十分敏感,并通过性体验保持生命活力。他们惧怕疾病和死亡,寄希望于借助先进的医学技术和生命医学技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甚至冷冻身体,期待复活。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疾病和医学密切相关,医学渗入到他们的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等日常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第三,身体性影响了德里罗人物的审美感受和叙事风格。德里罗人物的审美趣味带有显著的身体性特征,以至于有的人物以身体为媒介进行艺术创造。德里罗小说突出视觉、嗅觉、味觉等感官感受,带有身体叙事的特征。.在探讨身体性主要成因和身体性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本论文接下来研究德里罗为其人物提出的应对极端身体性的救赎策略。德里罗通过重建或强化家庭伦理、社群伦理和医学伦理,提出反极端身体性的救赎路径。他暗示人们应该回归亲情,走向社群,接受死亡,尊重人性,以抵制极端身体性对人性、伦理和精神的侵蚀。此外,德里罗认为,在身体性风靡的世俗文化中,人们应当把回归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救赎策略,以此引领他们走出虚无、恐惧、妄想和焦虑。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本论文认为德里罗对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初的文化、社会、经济和科技语境生成的当代身体性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他一方面同情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规训的以身体为重心的个体,另一方面又批判驯服而不作反抗的被身体主宰的人们。他看似模棱两可、互相矛盾的态度实则蕴含着他对当代美国社会的深刻思考,一方面他意识到身体化社会语境下人们的无奈,另一方面他认识到极端身体性对其人物的异化。尽管德里罗知悉其小说人物极端的身体性源自于充满风险和威胁的当代社会,他依然呼吁人们质疑并拒斥对身体和身体性的极端迷恋。总之,德里罗及其作品倡导身体与精神的平衡,体现出对后现代社会的人文主义关怀。
其他文献
2019年12月,武汉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国内外媒体对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了广泛报道。作为美国主流媒体之一的《纽约时报》在国际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在危机事件的建构和传播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然而,在其对中国新冠疫情的报道中存在歪曲事实、借疫情诋毁中国的情况。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选取《纽约时报》2020年1月23日至3月31日期间涉及中国新冠疫情的报道,自建小型语料库。在批评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研究该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的十八大上首次提出,其基本要求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随着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联合国总部讲话等多个场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这一理念正式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性主张。作为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国家,阿联酋积极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2012年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此关系
半岛电视台凭借其非西方的声音、国际化的视角与大胆独特的见解,在国际传播格局中获得了不容小觑的地位,在阿拉伯世界乃至全球范围都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半岛电视台的新闻报道直接影响着阿拉伯各国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态度。本文由此出发,以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半岛电视台网站对中美两国疫情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框架理论,采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与比较研究法对中美两国相关报道框架进行分
口译中的自我修正指译员在翻译过程中对自己的译语作出的后续调整。自我修正是口译中的常见现象,同时也是重要的口译策略。然而,汉英口译中自我修正的研究较其他语言对比较有限。本研究基于第八届全国口译大赛全国总决赛25名选手的交替传译语料,分析学生译员在汉译英和英译汉两个方向中的自我修正现象。通过考察不同类型的自我修正的频率和次数,对比学生译员两个方向中的自我修正现象。本文采用的自我修正分类框架基于前人对一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2019)作为迄今唯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作家,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自1970年莫里森发表第一部小说至她逝世,她一共出版了 11部小说,每一部都获得读者与评论家的高度评价。国内外莫里森作品相关研究虽异彩纷呈,但从流散的角度阐释莫里森作品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这是因为流散作为新兴的批评工具直到近些年才被学界所引介和应用
中匈关系源远流长,但官方关系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两国形成了友好关系,其基础是相似的意识形态。中匈关系多年来保持稳定。从21世纪开始,这种关系进入了黄金时代。从那一段时间起,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越来越密切。2004年匈牙利加入欧盟后,中匈两国签署了“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中国开始认识到这个中东欧小国的重要性,它有可能成为中国加入欧盟的门户。2008-2009年经济危机后,匈牙利
随着中国和德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不断增多,以及德国高校学历在国际社会的较高认可度,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到德国留学。中国学生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因此,在德国留学期间他们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文化差异和其他文化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会给他们带来不适感和其他的心理压力。压力是现代社会常见的现象,几乎每个人都会遭遇不同的压力情境。压力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但是几乎没有聚焦于中国留学生的相关研究。因
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从“有限参与者”到“积极拥护者”,再到“参与者和建设者”的转变。在当前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将多边主义视为基本立场与核心原则,其内涵包括了四个要素,即以协商对话为核心要义,以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为目标,以遵守国际规范为实践路径,以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为基本原则。作为非洲最大的多边区域合作机制,非盟在非洲一体化、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对外发出统一声音上扮演了
长复句的翻译一直以来都是德汉翻译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德语中的长复句常常带有复杂的定语与状语结构,句子之间环环相扣,对译者的理解与翻译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不仅如此,译者在翻译德语的长复句时,往往在汉语中找不到一套直接对应的句式结构,这也构成了翻译的一大难点。本文选取了德国著名汉学家傅海波所著的《蒙古政权统治下的中国货币和经济》一书中引言与第二章的部分内容作为试译和研究对象,举例分析了书中所涉及到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