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古学堂是清季政府以学堂这一新形式保存国粹的尝试，是官方“新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其对立面。过去对此研究非常不足。本文以档案、当时报刊和相关人物文集等资料为基础，首先考察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变化过程，侧重学部由饬令改办到积极推广再到规范划一并限制办理的态度演变，以及中央政府内部的办学分歧和各种保存国粹办学方案的异同；继而考察各省办理存古学堂的概貌，并以湖北、江苏、四川三省存古学堂为个案，重建其各自的兴办进程，尽可能勾勒出各地存古学堂的共性特征以及区域多歧性，兼及部分存古学堂在区域文化的传承中的作用；再考察清季除存古学堂以外的其它保存国粹办学努力及其与存古学堂的异同，尝试重建出清季保存国粹办学努力的动态纷呈的历史图景；最后将存古学堂放在当时的思想言说中，考察时人对存古学堂的反应和认知。全文以钩摭史料、重构史事为主，希望能增进对清季“新教育”的理解，并为进一步认识清季民初的社会、政治及文化提供一个具体的视角和例子。　　 清季中央政府和各省官方在兴办存古学堂时，奉行“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且以前者为重的办学原则，基本没有出现“有碍新机”的情形。各省存古学堂多具有规格高、待遇好的共性特征，在招生时有相当的吸引力，同时也各有其独特之处。当时包括存古学堂在内的诸多保存国粹办学方案呈现出互有异同、多歧互渗的情形，相当能体现近代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同步和多歧性这一时代风貌。　　 各省存古学堂的教职员多为地方饱学之士，其中不乏学术影响甚巨的“硕学通儒”，也为民初的中高等教育储备了一批师资和部分“文史专修”之才。学部在与各省官方协商存古学堂的兴办事宜时往往占上风，中央政府的相关政令和章程有相当的权威。在当时日益趋新的激进世风中，朝野双方因趋新程度不同而在兴办存古学堂问题上形成对立。张之洞倡办的存古学堂被趋新舆论“塑造”成“顽固守旧”的“形象”，影响着时人对官方办学旨趣的认知，尤其左右了民元后很长时间里学术界对存古学堂的理解和定位。时人在兴办存古学堂时不止一次出现西式学堂办法与中国传统书院体制的分歧，对这些分歧的考察可能有助于我们反思清末“新教育”体制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