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6年间,贵州水旱灾害频仍,几乎无年不灾、无灾不烈,且很多时候是多灾并发。当然,水旱灾害频发,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是主要诱因,但天灾能否酿成饥荒还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抗灾能力和御灾机制。而军阀统治的贵州,吏治腐败、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严重萎缩,一旦发生天灾即造成严重饥荒。频发的水旱灾害不仅影响了乡村古老而传统的生态环境,使灾民食物严重匮乏、物价飞涨,广大灾民不得不以代食品充饥,还对乡村固有的道德体系以沉重的冲击,迫使灾民们卖儿卖女,甚至走向社会的反面。灾害还对乡村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乡村经济频临崩溃,田地荒芜、生态环境恶化、乡村劳动力锐减等,使广大乡村失去了最根本的生产能力,灾后重建十分艰难。由于其间的军阀政府日益没落、财政极其匮乏,无力对频繁而严重的水旱灾害进行切实有效的赈济,再加上吏治腐败,政府的赈灾活动名不副实,以致赈济收效甚微。在以政府为主体的赈灾救荒失去其应有的意义之时,民间自救便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此时期新型、高效的义赈也在赈灾救荒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运用现代的传媒与工具对灾荒进行了大量赈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民间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军阀政府赈灾的不足,在赈灾救荒中起了较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