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岭南[1]地区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转折时期。而地处岭南南部边境即今越南中、北部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则在当时不仅被纳入到汉代中央集权的统治范围,亦是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相互沟通的重要枢纽和桥梁,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即就两汉时期中央对该地区的经略管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社会发展,以及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等作尽可能具体的探讨,以期对该地区的发展脉络和封建化的进程,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交趾等三郡地区,虽然正式纳入到中央集权的范畴之内始于秦汉时期,但与华夏中原的交往交流却由来已久,是华夏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秦始皇时灭掉六国,天下统一,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岭南地区在历经大规模的军事征伐后,同样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范畴之内,但因秦国祚短促,中原大乱,岭南地区进入南越国赵佗的自治阶段。及至汉初,南越国与西汉中央政权的关系时合时离,仍未正式纳入到郡县制的体系内。因此,本文首先对这段历史作了回顾,并对南越国的文治武功作了尽可能深入的探讨。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实质性变化,开始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是年,武帝勘定岭南,统一南越,并相继在岭南设置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接着置交趾刺史部监察此地。从此,岭南地区全部纳入到郡县制的体系,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正式确立下来。西汉后期,地处今海南岛的朱崖、儋耳二郡因故放弃,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西汉末也进入地方官员保境安民的状态,总体而论,变化不大。对于这段历史,本文着重探讨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经略,包括海陆交通的开发,地方官员对州郡的治理,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等方面内容。西汉中后期,交趾刺史的“不渡涨海”、州郡主要官员不常置以及尚未建立起“赋役”制度等,反映出中央政权对该地区的行政管理仍呈较为松散的状态,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和限制。但交通的开发、郡县的设置和移民的增加等,则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等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两汉之际,新莽篡汉,中原大乱,社会动荡,而交趾三郡却因交趾刺史、交趾太守锡光的保境安民和九真太守任延等励精图治,呈现出大治的景象。虽然建武中期交趾地区出现了反对赋役沉重剥削的“二征起义”但终被东汉政府镇压,且因政府政策的及时调整,此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该地区一直保持着稳步发展的势头。顺帝至灵帝时,东汉王朝逐渐腐朽,交趾三郡也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民乱、兵变纷扰不断,影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东汉末年士燮家族近半个世纪的保境安民,使交趾等三郡再次免于兵燹战乱,呈现出不同内地的相对稳定政局,使该地区仍能在天下大乱的境况中得以发展。此外,东汉时期中央集权制的加强,交州刺史和三郡官吏的持续性设置,更严密的行政管理,赋税制度的确立,法制建设的提升,以及人口的大量南移等,都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上述具体探讨,本文在第四部分作了全面的历史分析。认为地处中国南疆的交趾等三郡,早在秦汉时期已经逐步纳入到中央政权的郡县体系之内,并随着行政管理的不断加强,交通的开发,人口的南迁,封建制度的确立,使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快发展,从而大大推进了该地区与中原内地的一体化进程,逐步完成了封建化[1]的进程。同时,鉴于交趾等三郡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该地区已成为沟通中原与南亚、东南亚诸国的重要桥梁,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但从两汉对交趾等三郡的经略来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从交趾等三郡的发展历程来看,曾出现过三次快速发展时期,即秦汉之际的赵氏南越国统治时期,两汉之际地方官员锡光等保境安民时期,东汉末年士燮家族的统治时期。这三个时期,都是中原大乱即秦汉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而在此情况下,交趾等三郡每每能够躲过战乱并取得发展,出现了不同于内地的大治景象。反观秦汉长期统一的历史时期,其三郡的发展却不明显。究其原因,与两汉政权对该地区的经略不力密切相关。如西汉初年对交趾等地实行的禁入政策(铁器、马牛等),西汉中后期的刺史监察“不过涨海”、州牧郡守不常设置,以及放弃朱崖、儋耳二郡的收缩政策,民无赋役政策等,都反映出对该地区经管的松弛和无序。东汉初年,交趾太守苏定等对该地区重赋盘剥,加上严酷的“越律”限制,成为“二征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顺帝以后政治腐败,对该地区的经济剥削不断加重。地方官员贪残成风,交趾等三郡民乱兵变此起彼伏,都影响到该地区的发展。因此,我们对汉代交趾等三郡的发展变化的研究,一方面要认识到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其封建化的进程,都与中央政府的直接经略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存在的一些问题,看到在特殊历史时期地方循吏在“保境安民”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对地方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