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是本人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毕业论文,主要对大藏经中的《贤愚经》进行了简要研究,其题目为《贤愚经》藏译本及其特点研究。《贤愚经》是很特殊的一部佛教经典,其虽名为经,但实际上是一部佛教故事集。汉译本和藏译本的卷数各不一,此经的汉译本有十三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等不同版本。藏译本也有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等不同版本。实际上其包括的故事更多,因为往往一品中包含很多小故事。本论文共分五个章节：一、前言部分主要写了选本题的目的和意义,理论意义,现实意义以及本题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论文新处,发展趋势,有何新见解,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等。二、《贤愚经》藏译本的译文研究；三、藏译本《贤愚经》的版本比较研究；四、《贤愚经》藏文本的译文特点研究；五、藏译本《贤愚经》的文化价值研究。藏族的翻译事业有着非常悠久历史,有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吐蕃时期,吐蕃历代赞普重视外来文化的吸收,大力支持佛教的翻译传播,使翻译事业异常活跃,得到空前的发展。到九世纪已达到佛教翻译活动的鼎盛时期,当时翻译活动从事印度佛教藏译的同时,也积极吸收汉地传播的佛教典籍.佛教的典籍翻译传成了吐蕃与汉地,印度等国文化交流的纽带,许多高僧为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贤愚经》藏译本的译者香益希岱和桂法成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杰出翻译家之一。祥也协德是赤松德赞时期九大译师中的一名译师。他是藏族翻译史上译著最多、影响最深的译师。大译师桂法成精通藏文、汉文、梵文,从九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到沙州甘州从事译经二十多年。作为藏汉文化交流杰出的使者,他光辉的一生博学、谦逊,用毕生的精力给藏汉双方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他的译品内容忠实、语言通顺、风格相当,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不仅是佛教徒的骄傲,也是我们从事翻译工作者的楷模。通过对《贤愚经》几种译文的了解,本文有力辩驳了目前公认为桂法成译著的统一说法。此经除了桂法成的译文之外,还有祥也协德大译师的译文,其卷数方面来讲也有十一卷、十二卷和十三卷等三种不同的译文。桂法成所译的十二卷《贤愚经》的译成年代可追溯到赤代祖丹赞普执政时期,其余两个译文译成于赤松德赞执政时期。从吐蕃对汉地、印度等国的文化联系进程考虑,此经中的一些故事从松赞干布执政前或更早时期从民间渠道传播到吐蕃各地。各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中所收录的《贤愚经》版本也有所不同,但除了一些文字陈述方式不一和文字残缺等差别之外,总体上都可以确定为桂法成之译文十二卷版。敦煌石窟所发现的《贤愚经》抄本皆为残卷,散见各国,经调查藏文本共有十几品。其中,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ST217号和ST218号两品,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所藏的PT943号有十几品。敦煌文献中的这本《贤愚经》残卷属于没有进行厘订文字之前的手抄本,是属于较为原始的版本。这一残卷中的每个章节、目录、排序等完全同大藏经各版本中的《贤愚经》一致,故可确定为桂译师所译的译文手抄本。谢欠吉美囊杰大师收集的《贤愚经》版本是总体上同桂译师的十二卷本一致,它主要是从各版本大藏经中的典籍进行汇编,因此,这个版本很容易区别于其他几种版本。第四章主要通过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来阐述《贤愚经》藏译本的译文特点,其中增译法和减译法没有记载于当时的翻译理论《声明要领二卷》中,特别是桂译师的这本藏译本是否根据汉译版《贤愚经》十三卷作为参考进行翻译,目前不敢定论。本文对《贤愚经》的译文特点方面主要探讨研究了他的翻译原则和技巧,以及对藏文化产生的影响。翻译技巧部分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证、着手分析了他的翻译方法。认为译文准确、科学、译意富有创作性,不是精通佛学的专家,是难以译得如此确切、精致。译文不仅反映了桂译师高超的翻译技巧,而且展示了他的独特的翻译艺术风格和敬业精神。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肯定了他的翻译技巧水平和对汉藏文化交流的贡献。第五章中阐述了《贤愚经》的文化价值,《贤愚经》属于全方位反映古印度社会生活的一面明镜,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印度的宗教信仰、经济体制、文化艺术、军事机构、种姓制度、民俗文化等,是研究古代印度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之一。《贤愚经》具有主题内容丰富,表达方式各异,翻译特证突出,宗教民俗丰富等特征。为此,在本篇论文中对《贤愚经》的文化价值及其文学、翻译、语言、宗教、民俗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佛经译文除了作为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的研究材料之外,它还是一种极有价值的语言学研究材料。《贤愚经》内容上通俗易懂,故事性强,因此与同时期的其他佛典译文相比较具有更高的语料价值。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学术界对《贤愚经》的语言研究还不够,尤其是对其中的一些词汇和语法问题还没有相关论文做过专题研究。流传地域广阔且长远,经由《贤愚经》在敦煌、汉地、吐蕃、蒙古、德国及英国等地流传的情形,可以看出本经传播地域之广,这些译本皆可映证本经广大的影响力。呈现内容的丰富多样。本文依据故事主旨,分为“业报”和“教化”两类,藉以阐扬善恶业报及佛陀教化众生的内容。又从佛经文学的立场,分析本经故事类型与结构形式,发现《贤愚经》故事以本生、因缘为主,但皆被当作例证譬喻之用,其中以业报因缘为最多,而单纯譬喻最少,而故事结构的形式繁复多样,而以“说因缘”及“举譬喻”组成的复合型居多。《贤愚经》本身就是一部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就佛典文学而言,《贤愚经》包含本生、因缘、譬喻故事内容,即兼备了赞佛文学、因缘文学与譬喻文学的特色。再以譬喻文学的观点,从修辞学的角度切入,说明譬喻手法在《贤愚经》中的运用。可见在佛教普及化的过程中,《贤愚经》这类通俗教化的经典,为了适应广大信众的需求,不再采用高深的佛教义理传教,而是以说故事的譬喻方式来宣说佛理。丰富中国文学的内容在敦煌变文、小说、戏剧和民间故事等文学作品中,许多故事的取材或情节的运用皆源于本经,或加以演变而来。可见《贤愚经》在佛典传译过程中,扮演印度故事中国化的桥梁与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