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欧战,中国人(至少是少数上层知识分子)以梁启超、杜亚泉、张君劢、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邓中夏语)等从反省现代性高度,理性看待中国传统,辨证认识西方、西方文化,进而主张中西调和(融合),通过对被西方称之为理性、现代、进步代名词的科学的合理认识,主张“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反对“科学”万能论,主张“科学”功用有限。　　 但是就中国的整体思潮而言,从晚明到民初的思潮发展来看,由原先的经世致用观,到了近代由于外力的入侵,对于民族、国家的讨论主要纠缠于统治效益性——国家的富强。但是却几乎不考虑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与精神究竟是什么?即使考虑了也是基于相当的功利性,为日后科学成为科学主义,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埋下了深刻伏笔。　　 文化自觉富有合理性与前瞻性,代表了当时思想文化的一个新的高度与纬度。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简略的介绍有关定义,以及文化民族主义、反省现代性与文化自觉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自觉的缘起等；第二部分主要叙述文化自觉的体现之中西调和(融合),通过对晚明到民初的思潮分析来论述因为由原先的经世致用观演变成了对统治效益性——国家的富强的纠缠,而几乎不考虑中止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和精神,致使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致使“东方文化派”等基于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基础上从学理上主张中西调和(融合)以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具体体现,具有历史的正确性；第三部分主要论述文化自觉体现之对“科学”的合理认识,通过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各方所使用的“科学”之词含义的分析得出各位所使用的含义不并一致,但是对于科学方法,归纳法等等几乎一致地予以认同,但是将原本与归纳法并重的演绎法均有所忽略(或者是压根就不予重视)以及现代中国几大思想流派当时已基本形成,并理清从科学上升至科学主义及其影响；第四部为结论简略分析对于当今和谐社会建设的借鉴作用。　　 通过从反省现代性高度予以较为系统论述,得出合乎较为真实的认识,正确评价“东方文化派”等,正确认识五四思潮,服务于当今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