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生态思潮的论争的探讨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第一，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论争作为生态思潮产生的主要线索，首当其冲成为造成派别对立的根本原因，但实际上它代表了建立旧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资本逻辑对“人”的抽象与生态逻辑对“自然”的抽象之间的对抗。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并非真正的以全人类为价值中心，其现实投影体现为单个人的价值的无限放大，因此在此基础上的各种生态改良劳而无功。非人类中心主义虽然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出发，但其“固有价值”论将人与自然都通约成统一的感性实体，使人被降格成“自然人”，自然也成为“纯粹的自然”，主体的人最终消解于自然当中，因而没有超越人与自然的对立。两者的抽象手法都构成了虚幻的景象，这种脱离现实的生态幻想一旦付诸实践，便会产生理论和实践上的二律背反。本文认为造成该论争的原因在于机械唯物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和分离，从而产生了彼此相脱离的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即碎片化的“人—人”与“人—自然”之间的关系。最终，生态问题被简单地概括成为道德上的绝对“中心”的问题，进一步掩盖了生态问题的实质即以资本为中心的现实生活。历史唯物主义的精华在于实践，从而构成现实的人的本真含义，人既具有自然性也具有社会性，并形成“人—人”与“人—自然”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最终体现为“人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之间共同生成的关系。因此，要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争，必须正确地理解“人—人”与“人—自然”的辩证关系，从抽象且直观的“人与自然”的道德幻象中走进现实。　　第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争论不休导致生态思潮的论争细化为各个方面，科学技术作为最具有显性的因素为学者所诟病，于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抗开始体现到生态哲学当中，表现为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科学技术手段与建立在生态逻辑基础上的人文情怀之间的冲突，由此形成科技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对立。科技乐观主义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寄托在科学技术身上，甚至认为生态问题不甚重要;科技悲观主义以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以及里夫金的生态“熵”论为代表，提出“科学技术原罪”说，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产生于人又独立与人的强大力量，正是造成生态问题的原因，因而提倡放弃工业社会和回到田园生活的浪漫主义思想。实际上，造成科学技术悲观与乐观态度相持不下的原因在于没有正确找到科学技术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无论科学技术是带来福利还是灾难，最终它只是科学技术，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科学技术背后的操纵者即资本逻辑。作为人类智慧和劳动结晶的科学技术最终体现在劳动产品身上，即通过物化劳动，以物的形式生产出来的科学技术产品被赋予了现实的人支配人的社会关系。科学技术成为资本扩张、积累和垄断的手段，从生产和消费方面都表现为资本逻辑加速吞噬生态逻辑的助力，资本逻辑在造成劳动异化的过程中也造成了科学技术的异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无视导致了生态问题的研究无法突破科学技术的壁垒，使资本逻辑又一次被伪真相所掩盖，从而乐观主义学者对科学技术所给予的厚望却导致了“杰文斯悖论”，而悲观主义学者对科学技术的放弃则成为历史的倒退。因此，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巧妙地利用它的力量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优势，在超越资本主义和克服生态问题的过程中发挥强大的力量，才能走出论争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未来努力。　　第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又逐渐造成了生态问题的科学技术批判向文化批判的转移，深层生态学明确指出生态危机的出路在于对科学技术的“文化控制”。因此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早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以怀特为代表的宗教批判学者团体提出宗教与文化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的观点，体现为生态逻辑通过精神的方式对被资本逻辑所破坏的人与自然对立现实的对抗。“犹太—基督”一神教文化和父权制文化成为被认为是造成人与自然对立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所在，于是一场提倡复古的泛神论或者是女神论的文化运动从中产生。要理清生态危机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从文化的来源来看，不同文化形态产生于不同的物质生产基础。其次，从文化的传播方式来看，精神价值需要负载于客观事物身上才能得以传承，而这个负载过程亦即物化劳动将人的本质力量负载于客观事物之上的过程。最后，从文化的实现方式来看，尽管文化具有独特的历史传承性，但是文化与事实的结合需要遵循客观事物的规律，而不是任意施加。因此，不同的文化扎根于不同的物质生产基础，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取决于客观事实的需要，现代消费异化和新基督教文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第四，随着问题的深入，生态危机的批判最终走向了政治经济秩序的批判，传统经济学受到绿色经济学的挑战，表现为资本逻辑下的传统经济学与基于生态逻辑要求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之间的矛盾。生态经济学对生态资源有限性的认可造成了强可持续发展与弱可持续发展观的对立，替代性资源和自然资本化被寄予走出生态危机的厚望。同时，经济全球化为发达国家生态问题的爆发提供了缓冲空间，发达国家通过生态问题的对外转移和绿色壁垒政策的实施，既解决了本国的资源消耗问题和污染处理问题，又保证了本国的生态质量和消费品的质量。本文赞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彻底地脱离资本逻辑的桎梏，才能真正的走出生态危机。那么一方面要实现宏观上的“红”与“绿”的结合，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实现微观上的“红”与“绿”结合，以政府手段和市场力量的平衡与协同合作来制约资本逻辑的嚣张，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超越了以往的生态思潮，以“新人类中心主义”的姿态就生态问题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猛烈的批判。但是早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生态女性主义学者都对马克思的生态观提出了质疑和修正，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生态空场”。但施密特与后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却通过对马克思的“实践”和“物质变换”概念的研究，展现了马克思的著作中宝贵的生态思想。造成关于马克思的生态观的论争的原因在于没有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物化劳动的强调正是解开资本逻辑和生态逻辑之谜的钥匙，对它的忽视则是各种生态思潮陷入诡辩的原因所在。物化劳动一方面产生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产生了现实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后者负载于前者之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不断追求增殖的资本逻辑，在空间上造成了城乡、农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断裂;在时间上透支了生态系统的未来，造成了生态循环的断裂;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又通过科学技术、文化等等手段造成了异化消费，以不断开拓的消费空间推动资本永动机的运转，从而造成生态问题的正反馈效应。资本逻辑运转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合造成了极为糟糕生产和生活环境，从人与自然两个方面摧毁了整个生态系统。　　通过对生态思潮各种论争的综合分析，本文揭示了资本逻辑对生态逻辑解构的真相，并且理清了科学技术、宗教与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谁为中心的论争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转移到有别于现实基础的另外一种镜像当中，以一种道德上的乌托邦掩盖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现实。而在此基础上所引发的关于科学技术、宗教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则展现了从价值观批判的这个镜像回到现实社会批判的过程。要接触到产生资本逻辑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首先要突破科学技术和宗教与文化两个关口:科学技术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硬实力，其显性因素是突破价值观批判的第一个重要因素;而宗教与文化作为引导社会发展的软实力，也是引发对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思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生态哲学的科学技术批判发展到宗教文化的批判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实际上与文化紧密相连，科学技术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助力，而文化又为科学技术的使用提供了精神导向，两者相互影响又同时为政治经济制度保驾护航。而对马克思的生态观的论争实际上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武器，使整个生态哲学的批判产生了质的飞跃。　　综上所述，生态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科学技术、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以及关于马克思的生态观的内部和外部的论争，都是受资本逻辑所支配的社会现实与生态逻辑的理想诉求之间的矛盾的体现。但是由于没有把握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生态逻辑的诉求从价值观、科学技术、宗教文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都表现为乌托邦的理想性质，仅仅局限于外在的批判，而没有碰触到以“资本增殖”为根本目的的社会经济基础，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但尽管这几个方面都不是走出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矛盾的根本突破口，却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才被误认为是产生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既然价值观、科学技术、宗教文化、经济发展方式都以现实的经济基础为基石，但他们也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反作用，利用和控制好这些力量和作用，将会在超越资本逻辑的道路上为我们带来巨大助力。因此文章最后结合了我国处于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现实状况，指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曾经粗放式的发展道路和对资本逻辑的迷惘造成了严峻的生态危机的现实。并且提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结合起来的构想，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治理的经验，又要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根本性地区别开来。通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协同发展的方式，以社会主义的力量把握和引导资本逻辑。配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政府职能、监督和推广和谐健康的文化、健全福利政策、建立生态社会工程和绿色基础设施等方式，建构和谐社会并实现真正的以“人”为目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