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或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最重要的因素。随着国内外经济继续变化，国际经济危机正带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世界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和产业变革的时代。在我国，创新已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创新知识不同于其他普通商品，其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即私人或集体可以通过学习、合作等途径来获取。知识外部性是知识溢出的表现形式，对知识溢出的研究，根据研究对象不同，分别有企业、产业、地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个产业逐渐形成集群现象，产业集聚已成为理论和实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都对产业集聚进行了理论及实证研究。然而，我国地域广阔，由于种种原因，各区域创新水平不尽相同，创新集聚程度最高的省份均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创新集聚水平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这种失衡的创新格局很大程度来源于知识溢出的实现和扩散，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劳动力的技能结构随之发生变化。　　就业是人民的生活之本，人民充分就业，国家才能根基牢固、太平强盛。就业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优劣，在当前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下行压力增大、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政府更应该保障及促进人民就业水平的增长。我国政府近些年对于就业问题就越来越重视，推出了一系列就业政策，人社部在2016年2月国新办举办的社会保障和就业相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国为了稳定就业形势将采取六大政策，一是推进宏观经济政策、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二是采取多种措施安置好产能过剩行业中的职工；三是继续推行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和就业促进计划，解决好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问题；四是增加职业培训投入，提升就业人员的职业转换能力和创业能力；五是重视创业促进就业的巨大潜力，进行进一步的推动；六是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特别是网上服务的水平，为众多就业人员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务。　　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更是将促进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就业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中最突出、最受关注的问题。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中，有代表委员指出为了更好地实现就业，仅仅在就业人员的数量上努力是不够的，让就业人员的质量得到改善也是非常重要的。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生的就业形式越来越严峻。《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显示，高技能学历人员占比从2005年的7.23%增长至2015年的16.05%，直观来看并不多，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大学生就业难”这种现象呢？会不会和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什么联系呢？现有研究成果表明，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导致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但是随着我国制造业空间聚集程度的不断提高，以研发（R&D）投入和专利度量的创新行为显现了空间集聚的现状，很明显，现在的研究不应只局限在就业量的研究上，而应该着重研究就业结构，以更好的促进就业。　　目前，学者们大多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行业层面出发来研究其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但从区域层面出发，研究省域创新对就业影响的文献较少，其中，对于创新集聚与就业结构之间影响的研究就更少了。因此，本文着眼于省级层面，利用30个省市的创新数据，着重研究创新集聚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创新集聚对高技能人才的就业有着重要影响，但就业技能结构的变化并不只有技术这一个影响因素，因此笔者将工资、FDI、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同时考察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希望为我国的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和就业结构的改善提供一些启示。本文首先对已有关于创新集聚、创新与就业的文献进行梳理，基于变量间关系构建理论模型，并设置关键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然后利用2015年省级截面数据，分析了我国创新集聚的现状和我国当前就业结构的现状，并利用2005-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创新集聚显著有利于高技能劳动人员的就业，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本文主要结论有，第一，通过采用2005-2015年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证明创新集聚显著影响我国就业结构，具体而言，创新集聚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二，总体回归中，笔者考虑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选择了一组关键解释变量，分别是以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受理数和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衡量的创新集聚指标，前两个指标代表了创新投入，后两个指标代表了创新产出，四个指标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大，说明创新产出相对于创新投入，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更大。第三，总体回归中，工资与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正相关，工资提升有利于吸引高技能人才，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减少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这体现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技能溢出效应。第四，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分组回归发现，创新集聚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着系统性差异特征。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与地区经济的产业结构有关系。　　本文主要有以下几点政策启示，政府为了解决某地区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加大企业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的投入，提升本区域的创新水平，如当地政府可以采取自主创新政策和公共财政投入、补贴等措施来促进企业创新；通过合作研究开发项目或技术开发中心等机构的投资，吸引和鼓励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参与国家技术项目；通过举办研讨会来密切学习、沟通、互动，促进组织和地区之间的知识流动。二是重视区域间的交流，更好地利用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减少区域间人工经济沟通的障碍，比如地方政府可以降低地区间人为产生的贸易壁垒或市场壁垒，允许资本、技术和人才的自由流动，以及逐步建立区域间的共同市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其次，整体回归的结果显示政府研发支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促进作用非常显著，因此政府在增加对企业的研发补贴时，也要加大政府本身的研发投入，为高技能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提升高技能人才的就业。最后，从分地区回归结果我们看到，创新集聚对西部地区就业结构的影响最大，因此政府在普遍鼓励技术创新的同时有必要对西部地区进行重点投入，优先提高其创新集聚程度，这对于改善西部地区就业结构，促进经济整体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点有，其一，本文选题新颖，技术创新对就业的影响是国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从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角度出发，利用stata软件通过中国30个省级区域2005-2015年的创新集聚数据研究了其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拓宽了现有的研究范围；其二，本文利用2015年的截面数据对我国目前各省创新水平进行了直观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目前存在着显著的创新集聚现象；其三，本文进行了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分地区回归，结果显示创新集聚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差异。　　本文存在的不足有以下几点，首先，在技术进步衡量指标的选取上，众多国内外学者采用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分解数据，相对于单一的指标衡量，采用这种方法可能更加准确；其次，由于分学历程度的工资数据难以获得，本文未考虑创新集聚对高、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份额的影响效应；最后，在分地区回归中，结果显示创新集聚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但由于该角度文献较少及作者的学术能力有限，对于回归结果的解释可能存在不确切的地方。这些问题还有待在后续工作中改进和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