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地方政府一方面寻求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善治目标,另一方面,却面临民意包围的尴尬局面。这就是中国当下所处的公共冲突“高发期”:2009年以来,邻避冲突的发生数量呈每年29%的增速飙升1;反PX项目的典型性邻避冲突,纵跨将近10年时间(自2006至2014年),横跨全国至少5个大中型城市2,并在地方上引发了“遇PX项目必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涉及如垃圾焚烧厂等其他类别的邻避冲突,更如荒原上的野草,一夜之间,爬满全国大中型城市的版图。在邻避冲突发生时,城市居民会“自组织”式地走上街头,反对自家小区附近的垃圾焚烧厂、化工项目等项目工程建设,并呼吁政府重视公民诉求的回应,不要漠视公民的种种权利。然而,当地方政府开始采取各式回应后,居民的怨愤之情反倒有增无减。最终,往往导致邻避冲突以暴力性的群体性事件收场。全输式的事件结果暴露了地方政府回应的困境。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试图通过邻避冲突的视角,观察我国地方政府回应的困境,以机制为范式,分析其产生原因,并对台湾、新加坡地方政府就邻避冲突中的回应经验比较,提出了构建地方政府回应机制的测评指标体系,建立合作共赢、维护公共利益为基准的地方政府回应改进目标。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回应之所以采用邻避冲突的观察视角,是基于其公共冲突的属性——发生在公共领域、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共利益的冲突3。一方面,地方政府作为公民权力的代理人,回应民众利益诉求是基本职能,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置于当下具体国情,社会力量独自担负治理公共冲突的责任并不乐观,这是社会团体自身实力、政治社会结构转入转型期等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地方政府更应完善邻避冲突中的政府回应力,以避免社会结构性动荡,维护公共利益。除此之外,本文还发现,地方政府在回应中,如依赖强力为主的单方面沟通机制,以宣传、灌输为特征的回应方式,忽略公正性的回应方案内容等问题,除了政府职能转化的迟滞性和路径依赖之外,公共服务提供中政府自利性的扩张和地方政府面对冲突的回避型心态也是导致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借鉴国外以及台湾地区的邻避冲突中地方政府回应的成功经验,本文以“主动提升、被动监督”为思路,提出两点提升地方政府回应力的对策建议:一则通过培育风险评估体系中的政府回应力,建立官民互动式的回应平台,提升城市经济发展规划中的地方政府回应力三方面措施,提升善治中的地方政府回应能力;二则建构预防公共冲突的地方政府回应测评指标体系以提供地方政府回应力的改进依据,从制度上限制地方政府逃避回应责任的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