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化的经典之一，《论语》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其外译也正逐步成为一种文化需求。鉴于其原文晦涩不易懂，加之中西方在语言与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译者在《论语》外译的过程中呈现出较强的主体性。　　辜鸿铭与许渊冲的《论语》英译本在众多英译本中享有较高认可度。且两译本中间相隔百余年，译者又均为中国学者，既具时代代表性又具有相通之处,因此本文选取上述两译本作为研究对象。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较其他后现代理论而言,更加注重文化地位给译者主体性带来的影响。因此本文以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及其翻译思想——杂合为研究的理论视角，将两译本置于通顺与抵抗相互融合的杂合概念下进行对比分析。　　本文详述了译者处理中西语言及文化差异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对两译本中的通顺与抵抗进行了分析，论证了在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辜鸿铭更倾向于遵循通顺原则，而在中华文化渴求并逐步摆脱弱势文化地位时，许渊冲更倾向于适当的抵抗式翻译策略。但从韦努蒂对于“抵抗”的定义出发，辜鸿铭的通顺实际上也是抵抗的一种类型。　　通过本文，作者试图将译者主体性放在文化大背景下进行分析，重新评价辜鸿铭的英译，倡导许渊冲采取的适当抵抗式翻译策略，加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