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译界自古以来就对翻译策略有过诸多讨论。从我国古代佛经翻译时期的“文”、“质”之争,到五四运动前后的“直译”、“意译”之辩,再到20世纪末翻译实现文化转向后的“归化”、“异化”的选择,皆是在探讨翻译策略的优劣取舍问题。这些古今中外翻译名家们所提出的翻译策略选择方法是一代又一代译者智慧的结晶,也是他们勤勉实践的成果。但这些译论大都将直译和意译、或归化和异化看成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二元系统中各处一极的对立面。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方法上也是非此即彼,各执一词。需要看到的是,这两种翻译策略的争论是长期存在的,应使用更为系统的理论作为基础进行选择。当今世界全球化的高度发展决定了极端主义已经不再适用于学术研究,而是应该将翻译策略的选择问题放在一个更为复杂和全面的系统中去考虑。在辨证观的视角下,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其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实用价值,应将二者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分析和研究。此外,翻译的本质是一种复杂的人类语言、艺术、社会、文化活动系统,翻译过程中译者策略的选择也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翻译的目的、文本类型、译文的读者及译者的意识形态等。作为意识形态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译者的哲学思想也必然会对策略的选择产生影响。“中庸”之道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所在。其本质是指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以中和的手段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以“中庸”之道作为翻译思想来指导翻译策略的选择,指的是不孤立地看待异化和归化,将二者视为一定条件下互为转化的有机的整体,以调和的手段及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将两种策略以适度的原则糅合夹杂在一起,而使之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从而使翻译策略的选择张弛有度,最终便可达到“圆满调和”,呈现出最佳的译文。张谷若是当代文学翻译大方,他的翻译艺术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细观其翻译作品,归化与异化融洽相处,互依互存,交替转换,实为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异归均衡不但不会产生任何传达上的不通畅,反而在准确传达原文内容的同时别有一番韵味,别有一种美感的享受。这正是翻译策略辨证选择的结果,也是中庸之道在翻译策略选择上的体现。在翻译活动日益活跃的今天,中庸之道的思想必定会对翻译策略的正确选择乃至对翻译理论的完善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