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史学家和政治家的司马光，是名流千古、万世传诵不息的，其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是我国史学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巨著之一;而作为哲学家的司马光，却是湮没无闻，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被列入哲学家之流，其哲学思想才受重视。有鉴于学界目前对司马光哲学思想中的易学研究比较分散，本文试图做一些努力，希冀在前辈的基础上对《温公易说》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以便从中窥见司马光易学思想之全貌。　　 研究一部著作，不能脱离作者的时代背景。北宋初期，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为维护王朝的统治，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包括司马光在内的道学家们试图将学术和社会变革结合起来，为王朝的统治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因而司马光《温公易说》指论人事，深切生民日用，将易道融入社会伦理中，用以指导百姓生活。至于《温公易说》的撰作时间、版本及卷数体例等，有的认为其最早出现于苏轼所撰《司马文正公行状》，有的认为是撰作于司马光居洛期间，有的认为《易说》为三卷本，有的认为是一卷本，等等。经过论证，本文认为《易说》应撰作于司马光居洛期间，经四库馆臣编撰后，定为六卷本，现通行本是司马光真本无疑，但在内容和行文体例上则与原本有所出入。　　 《温公易说》的主要易学思想，本文分两大部分来阐述，一为以数统义的象数模式建构，一为“内圣外王”的儒家义理开释。司马光构建了一个最高范畴——太极，太极即万化之本源，太极分化出阴阳二气，阴阳之变和五行之化所体现出来的规律就是易道。太极、阴阳、易道是虽一而三、虽三而一的关系。司马光构建了一个以象数统摄义理的体系，以象数统摄义理，以义理补充象数，象数与义理不可偏废。司马光设定了一个先天固有的“数”的结构模式，这个模式即天地的结构模式，“义”的展现则是人文道德伦理的规律和秩序，是对这个天地结构模式的一一对应。在对义理的阐释上，司马光突出了“正心”和“中正”两个范畴的重要性，认为“正心”是君子修身养性的首要目标，同时也是圣人治道之要，君王治国之要，可以通过“止于一”的功夫来涵养;然“正心”始终只是涵养内在修为，不能直接施之于天下之治中，于此，司马光提出“中正”说，以“中正”为尺寸，衡量天下家国大事。“中正”用于实践上就表现为司马光的纲纪思想，即重礼制，尚名分，强调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不可紊乱。　　 《温公易说》是一部解《易》专著，其最大的特色有两个，一个是引史事以证易义，但作为政治家和史学家的司马光，引史证易，不单只是列举一些事实来解释卦义证明易道而已，更深刻的含义在于道德伦理上的劝教，目的是维护王朝的统治秩序;另一个特色就是反对王弼虚无玄渺的义理之学，强调《易》乃布帛菽粟人生日用之学，司马光把高高在上的易道拉下来，落实在人生日用中。　　 《温公易说》虽为司马光主要的易学著作之一，但其影响却不深远，很快就泯灭于后世了，究其原因，和当时的学术走向和其自身的行文风格、体例等是分不开的。司马光以史学闻名，其史学思想和易学思想又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相得益彰，互为影响。易学为其史学评论提供内在的衡量标准，史学反过来以具体的考见更好的理解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