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天使与昆虫》(Angels and Insects,1992)是英国当代女作家A.S.拜厄特(A.S.Byatt)创作的第二部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描述对象的“新维多利亚小说”。本文将着眼于《天使与昆虫》所具有的“批评小说”(ficticism)特色,从拜厄特对19世纪达尔文主义和唯灵论、以及唯灵论背景下的丁尼生故事的重构入手,着重分析拜厄特如何以小说的形式与当代维多利亚文化批评家展开对话,她的重构在哪些方面受到当代文化批评话语的影响,又在什么意义上对其进行了颠覆。论述中涉及到的主要批评家包括当代科学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达尔文的情节》一书作者吉莲·比尔(Gillian Beer);哈佛大学女性研究学教授亚历克斯·欧文(Alex Owen),她在1988年出版的《被遮黑的屋子: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国的女性,权利与招魂术》是有关维多利亚时代唯灵论研究的权威著作;T.S.艾略特等现代派诗学的代表人物以及安吉拉·莱顿(Angela Leighton)等19世纪诗歌研究专家。
首先,我将以拜厄特最重要的两部批评文集《心灵的激情》(Passions of theMind,1991)和《论历史与故事》(On Histories and Stories,2000)为依据,总体论述拜厄特对维多利亚时代特征的理解以及她与后现代历史观之间的对话,同时我还将概述新维多利亚小说兴起的文化背景。
在此基础上,我将从主题建构角度分别论述:拜厄特在《尤金尼亚蝴蝶》中对达尔文主义的重构与吉莲·比尔所界定的“达尔文式悖论”之间的关系;在《婚姻天使》中对灵媒和唯灵论的重构与亚历克斯·欧文关于女性灵媒“权力悖论”理论的关系;以及在《婚姻天使》中对丁尼生的重构与现代派诗歌“反维多利亚”立场之间的关系。
文本分析部分将以小说为依托针对上述关系展开分别论述。首先,我将聚焦于《尤金尼亚蝴蝶》中信奉达尔文主义的青年科学家威廉·亚当森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达尔文式悖论”,即对自然神学人格化思维和神学类比的否定与自身人格化和自我同构倾向之间的矛盾。吉莲·比尔、乔治·勒文等当代达尔文学者记述了达尔文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趋于否定个体情感,否定自我意愿等人性化因素的思想倾向,拜厄特笔下的达尔文主义科学家却呈现出与此相反的精神发展轨迹,拜厄特凸显了威廉作为具体的人所特有的情感欲望、种族身份、文化价值取向等主体性因素在认知行为中的积极作用,从而为传统维多利亚小说中科学与宗教冲突的主题赋予了新的意义。
然后,我将进一步阐述拜厄特在《婚姻天使》中对丁尼生和艾米莉的重构。拜厄特对丁尼生的重构主要围绕《悼念集》中各种与“手”和“触摸”有关的意象展开,凸现出丁尼生诗歌的感性特征以及他对感性经验、语言物质性及生命物质性的关注。拜厄特认为,这种感性和物质性是思想得以触摸外部现实的保证,从而避免陷入唯我论的泥潭。我将重点比较拜厄特笔下的丁尼生与史料记载及文学批评中的丁尼生形象之间的异同,并在这种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拜厄特对现代派诗评家反维多利亚立场的回应。艾米莉部分我将首先分析拜厄特从女性主义视角对艾米莉·丁尼生故事的重构,然后重点论述艾米莉在与哈勒姆亡灵进行交流时所表现出来的物质性焦虑。尤为重要的是,我将通过对哈勒姆“显灵”场景的分析,揭示拜厄特对肉身性和生命物质性的强调以及她对于此世、欲望、和情感的肯定。
与此相对应,我将进一步讨论拜厄特对19世纪灵媒和通灵术的重构。我将分别论述具有艺术家品格的灵媒帕佩格夫人和作为“灵视者”(visionary)的灵媒索菲在参加降神会的过程中如何越来越趋向于肯定自身的精神、情感诉求以及自我主体意志,从而颠覆了欧文的悖论说。同时,我还将阐述帕佩格夫人和索菲在通灵体验中对生命物质性的感悟,从而与丁尼生和艾米莉部分的论述相互呼应。
结论部分主要分析两篇小说主题上的对应性与作家本人的自我观及历史观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