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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各种新型媒体层出不穷,新浪微博作为其中代表吸引了大批用户,成为中国目前最受欢迎的媒介平台之一。在很多热点事件当中,每一个网友都可以通过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展示自己的看法。公众开始由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渐渐转变成为主动的传播参与者。同时,中国当前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关键阶段,社会结构变迁、公民自我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的逐步提升以及现代社会对于“公共性”的需求,这些均推动了公共参与的兴起。作为公共参与的一种形式,公众同情依靠的是群众的集体情绪,与以往基于交往理性的公共舆论不尽相同,基于公众同情的公共参与多受感情或情绪驱动。本篇论文使用案例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以“赵宇制止施暴被拘案”为例,探讨多元社会行为体在微博平台是如何构建和调动公众同情的以及它产生的影响。分析发现,当事人主要通过文字结合图片和视频等多方位展示,调动情感与道德力量等策略;媒体主要利用构建争议性标题,悲情叙述和同类人写作等策略;普通公众则主要通过呼吁式发言,讽刺暗喻式发言以及渲染悲剧式发言等方式。上述行为体共同激发与构建了公众同情。同时,公众同情产生了推进事件发展、引起舆论热点以及诱发非理性情绪等相关影响,展示了情感因素驱动公共参与的可能性。最后,论文对“赵宇制止施暴被拘案”事例中公众同情驱动下的公共参与进行了反思。公众同情往往是公众对于敏感的社会热点问题或是不健全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情感共鸣,它通常带有明显的倾向性,透过其情感偏向可以挖掘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新媒体平台受众覆盖更广阔,信息传递更全方位,用户话语权更高等特点使得公众同情更易在新媒体平台被构建。被征唤出的公众具有“流动性”,在不同的事件中扮演不同的社会身份,发挥不同的作用。在这种条件下,公众同情一般具有社会性、批判性和易被操控性的特征。对这一集体情感的培养、理解和引导都是涉及到社会结构与社会稳定的现实性问题,可以促进民主及公共参与程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