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法》虽然规定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行政审判实践早已悄然突破这一法律限制,“能调则调、和解结案”已成为法院和行政法官普遍接受的审判理念,成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在2009年10月份召开的全国法院探索化解行政争议经验交流视频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指出要“处理好依法裁判与协调和解的关系,要进一步加大协调和解的力度,积极促进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互相理解、和谐共赢。”最高人民法院已经释放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化的强烈讯号,相信在未来的行政诉讼法修订中引入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将是一种必然。我国当前对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研究依然停留在基本理论的建构方面,仍然在为行政诉讼和解的正当性、可行性、必要性寻找理论支撑,在制度设计方面也只是搭建了诉讼和解的基本架构,没有对诉讼和解的实施制度进行深入探讨,对具体诉讼过程中的和解研究也未涉及。本文在平衡论的支撑下,对行政诉讼和解的理论基础进行重新审视,进一步坚实诉讼和解的理论基础。同时对诉讼和解采取结构功能丰义的研究方法,对其一般制度及其功能进行分析研究。在对诉讼和解进行理论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其在我国的适用模式,尝试以类型化的视角对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进行微观研究,通过对我国现有行政诉讼类型中适用诉讼和解的机理、模式、特点等进行详细的分析说明,拟涵盖行政撤消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等类型的和解,以期构建出一般性立法与类型化实施相结合的行政诉讼和解适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