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宥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发展至汉代逐渐确立起较为完善的包括大赦、特赦、曲赦等在内的赦免制度,并为后世所发展沿用。其中尤以大赦最为典型,笔者据《汉书》、《后汉书》记载统计,两汉四百多年间共实施一百七十次左右,施行之频繁,后世历朝历代亦沿用不替。而这约一百七十次的大赦中有四十一次是因祥瑞或灾异所施行的大赦,笔者将其总结为汉代灾祥大赦。大赦所针对对象及范围较其它赦免制度最为广泛,而灾祥大赦又在大赦的施行中占比极高,可见汉代灾祥大赦值得重视。但在汉代频繁施行赦免的同时,反对赦免的言论亦屡见不鲜,从未停歇,且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因此本文以探析汉代灾祥大赦频繁施行的原因为目标,以分析研究汉代灾祥大赦思想基础与施行情况为脉络,对其加以探讨。具体而言,本文将从以下三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章,探析汉代灾祥大赦的渊源及思想基础。一方面对先秦时期的赦宥理念略作探究,该时期的赦宥虽还处于混沌状态,各种赦宥制度尚未形成,但其蕴含的赦宥理念却对后世影响颇深,如先秦史籍中常见关于“赦”与“宥”的区分讨论,以及对应该赦免“小过”还是“大过”的讨论,汉代诸帝大赦诏书中亦不乏引用先秦典籍中的观点,故而有必要加以探究,因此在此也略作概述。另一方面,分析汉代施行灾祥大赦的思想基础,深入探究其施行目的。以“与民更始”与仁政思想、天人感应思想与阴阳学说为线索分别展开,分析灾祥大赦制度的深层意义及其施行原因。一则,汉代在儒家学说的仁政思想影响下,主张统治者为政以德,以民为本,灾祥大赦符合仁政的理念是汉代帝王选择它的重要原因之一。二则,董仲舒将阴阳学说融入儒家思想后,将君权进一步神话,把帝王的行为与天下的运势相结合,帝王需要按照上天的指示施政,其中包括施行灾异大赦与祥瑞大赦,因此阴阳学说与天人感应思想也成为汉代大赦制度的思想基础之一。第二章,界定汉代灾祥大赦,并结合表格对其施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研究。一方面,通过汉代灾祥大赦赦书,从赦令表达等方面对汉代灾祥大赦进行界定,将其区分于其他赦免制度。据《汉书》、《后汉书》载,笔者认为汉代灾祥大赦通常有“赦天下”、“大赦天下”、“赦天下徒”、“赦殊死以下”四种表达,具体将在正文详细探讨,并借此对汉代灾祥大赦加以界定。另一方面,对汉代灾祥大赦的施行情况进行探究,具体而言,将其分为三点分别介绍。第一,介绍汉代灾祥大赦的施行事由,其中以现代科学的角度将灾异事由分为两类:其一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发生灾祸的事由,包括地震、火灾、水旱、疫病、饥荒、蝗灾及海水溢;其二为实则并不会直接引起灾祸的事由,包括日食和星变。第二,研究汉代灾祥大赦的施行措施,将其分为:赏赐物资、赏赐爵位、免租税以及举贤能四类分别探析。第三,通过整理两汉灾祥大赦施行情况,以各帝王施行灾祥大赦在施行大赦中的占比为标准,将两汉分为“少赦”、“多赦”、“无赦”时期,并制作表格,分析其施行特点,验证盛时赦少,乱时赦多等观点的正确性。第三章,由于汉代灾祥大赦属于大赦,且两汉并未将灾祥大赦设立为独立的法律制度,因此本章节一方面总结整理汉及汉以前反对大赦的观点。其中,先秦时期关于赦宥与否、如何赦宥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应该对“过失犯”“赦小过”抑或是“赦大过”。至两汉时期,亦有不少文人将相反对赦免,其观点大致如下:大赦并未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甚至可能助长犯罪;真正能使社会长治久安的良方是德行教化。另一方面则结合汉代灾祥大赦施行的思想基础和施行情况,评析汉代施行灾祥大赦的作用及弊端,探究汉代灾祥大赦的社会功能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总体而言,汉代施行灾祥大赦带来诸多不良影响,但在严苛的汉法下,灾祥大赦的施行,乃至大赦的施行,都为缓解汉代紧张的社会关系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为其四百多年的国祚延绵提供了莫大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