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是三十年代著名的诗人、诗论家、翻译家。作为诗论家的梁宗岱日益引起国内研究者的关注,这是因为他不仅参与了二三十年代“象征主义”理论引介的历史过程,同时结合中西诗论,试图建立起以“生存和谐”为基础的中国式“象征主义”体系;他不仅进行诗学理论的探索,同时关注诗坛的实际创作,试图给出正确的引导。更为引人注意的是,梁宗岱对于中国白话语言创作可能性的探索。他提倡对口语白话文的改造,认为粗糙的白话文只有经过磨砺才能适于表达丰富深刻的情感和思想。这种探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三十年代参与杂志编辑过程中对语言改造所作的大力提倡,二是他从事翻译工作时所做的丰富母语的工作。 本文开篇在综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语言追求”问题在梁宗岱诗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改变语言”在梁宗岱这里要比直接“改变世界”来得重要,因此他反对革命文学,反对常识主义。第二章,通过二三十年代与梁宗岱关系密切的四种文学或诗歌杂志的细读研究,指出梁宗岱对语言问题、翻译问题的一以贯之的关注。第三章,通过梁宗岱与其他几位翻译家对三首诗歌的不同翻译,指出梁宗岱在语言的敏感性、形式的建设性、诗学理念的造诣等方面超出同时代人的侧面。第四章,通过梁宗岱诗歌理论的综合梳理,指出“生存和谐”是其理论核心。“和谐”观的产生根源于对破碎世界的重建愿望,这种观念深刻影响了他的语言观、创作观。在语言问题上,梁宗岱从马拉美那里后退一步,淡化了对语言本身力量的追求;在创作观上,梁宗岱结合了歌德与瓦雷里的“向内”与“向外”的双重观察立场,要求诗人一方面要洞观心体,一方面要透视形相世界。 梁宗岱建构中国式“象征主义”体系的努力,在今天看来似乎包含了太多退却、折中的成分,并没有能够直接将中国新诗导向“现代主义”的潮流。但如果将梁宗岱放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会发现他的这些探索正是面向新诗的创作现实所作的针对性极强的并且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