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因其扰乱国家机关及人员的正常公务活动秩序,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且在我国的所有腐败性质的案件中发案率最高,素来作为反腐败的重点打击对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更是把反腐倡廉工作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既打“老虎”,又拍“苍蝇”,有腐必反。良好的刑罚配置对打击受贿犯罪、实现刑罚目的有着显著的作用。近年来,现行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的刑罚配置对有效打击受贿犯罪、遏制腐败蔓延成效明显,然而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呈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亟需立法作出回应。2015年8月29日,《刑法修正案(九)》顺势而下对受贿罪刑罚作出重大修改,顺应了时代需求,然而司法实践中很多争议并没有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而结束,相反会在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程度上继续展开,因此结合《刑法修正案(九)》的主张,有针对性的对受贿罪刑罚问题的探讨,在新的形势下对有力惩治受贿犯罪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从倪发科、刘铁男受贿案中引出我国现行刑法有关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和刑罚配置的一般规定,并对受贿罪犯罪对象作出分析,同时论述我国现代受贿罪刑罚的演变。其次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部分国家受贿罪刑罚配置的解读,借鉴此中的合理规定并对比探讨我国刑法中有关受贿罪刑罚配置的不合理问题,并对《刑法修正案(九)》中有关受贿罪刑罚的修订做出分析和评价。最后对我国受贿罪刑罚配置进行总结,从贪污罪与受贿罪分立、完善资格刑、罚金刑、废除死刑等方面,阐述完善受贿罪刑罚的建议,以期对惩治受贿犯罪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