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南宋初,散文创作相比于北宋“六大家”领军文坛时期,已明显呈现衰退迹象。虽然其中个别文体因为南宋所处的历史条件而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如日记、政论文等,但毕竟不可与北宋中后期同日而语。与此同时,四六文的创作进入了繁荣期。相继而起的作家如汪藻、孙觌、綦崇礼、洪适、周必大等,其主要创作成就多集中于四六文领域。这与北宋末开设“宏词科”以及南宋初最终定型的“博学宏词科”有密切关系。宋代无论开科取士之数量,以及文官待遇之优渥,都为“学而优则仕”作出最好的诠释。词科开设之后,可以说成为了仕途进阶的捷径。这自然也带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对南宋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祝尚书先生认为,词科的开设不仅为南宋造就了一大批四六文高手,而且使四六文的成就与北宋古文平分秋色,甚至在古文之上。这一结论虽暂时未在学界得到广泛认可,但南宋四六文的成就确实不容忽视。洪适作为南宋四六文写作的重要作家,又身居宰执,不仅以文学闻望,在政治方面也多有建树。鉴于四六文与政治联系之紧密,本文通过对洪适四六文创作进行初步分期,以备考词科、遭逢谪罢、遇时再起、引退闲居为主要时期观察其四六文创作,从而进一步认识洪适四六文与其人生历程的关系,并能领略他在四六文写作中的造诣。洪适的四六文与其所处南宋前期的社会背景不可分割,受北宋四六传统的影响,加之南宋因山河破碎而带来的新变,洪适的四六文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烙印,呼应着南宋前期四六文创作的共性。虽然四六文的格式方面存在一定的限制,但与诗词相比,它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而因篇幅较长,才学博洽、语言精炼、思维敏捷、联想丰富等都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势必涉及作者自身的褒贬毁誉的内在情感和行文结构的外在技巧,包括作者的师法对象及自我创新,都能反映作者本人的个性。洪适四六文的学习和写作,受时代风气影响,融合了北宋以来苏、王两派的长处,思路顺捷,语不凝滞,文中多直接使用成语,对偶形式不呆板。因此,对洪适四六文的研究不仅能更深入地认识洪适其人其文,也能有助于南宋前期四六文的整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