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与此同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的生态风险也愈发严重,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生态环境问题,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纳入“五位一体”国家战略布局,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我国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和重大任务。中国西北绿洲地区是干旱内陆区的精华部分,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难点地区,既集中了区域绝大部分人口与社会财富,也承担着维护区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的重任。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显现,如何统筹协调绿洲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推进绿洲生态系统有效治理成为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长期以来,绿洲生态治理研究侧重于生态工程建设模式探讨和生态治理技术研制,而对绿洲社会—生态系统的交互作用关注不够,忽视了绿洲生态治理背后深层的社会因素,亦轻忽了后续生态治理成果维护,影响了绿洲生态治理成效和可持续性,削弱了绿洲地区高质量发展进程。同时,由于绿洲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自组织性和尺度依存性,绿洲生态治理既涉及流域水资源分配和用水关系调整,又涉及自身多元权力主体博弈,在时间、空间和决策管理层面表现出高度综合性。空间生产理论遵循“时间—空间—社会”的辩证统一,坚持空间三元辩证法,强调空间与塑造它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关系,在研究复杂问题时具有其它理论不可替代的优势。为此,本研究运用空间生产理论,选择边疆民族地区额济纳绿洲为案例,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构建生态空间生产“过程—效应一机制—问题—优化”理论研究框架,以绿洲生态危机和旅游兴起为研究切入点,基于绿洲生态环境变迁考察,对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效应进行系统分析,从不同尺度探究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动力机制,总结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存在问题,提出优化框架。研究中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分别指绿洲生态治理和生态旅游开发,二者是递进的共生关系。绿洲生态治理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促进了绿洲生态旅游开发;绿洲生态旅游开发增加了地方收入,维护了绿洲生态治理成果。主要结论如下:（1）额济纳绿洲生态环境变迁历经形成、发展、恶化与恢复四个阶段,民国以来人类活动是绿洲生态退化的主要因素。明清时期绿洲基本处于自然演化状态,水、土、植被等各种生态要素均衡发展,形成良性的生态体系;民国时期当地人烟稀少,人口密度极低,垦荒屯田受到限制,绿洲生态环境得以维持发展;1949—1999年,流域人口快速增加,农牧业低质高速发展,黑河水资源利用严重失衡,绿洲生态环境急剧恶化;2000年以来,随着黑河水量调度和流域综合治理实施,绿洲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正处于恢复和改善中。（2）额济纳绿洲生态治理是一个快速的三元辩证的生态空间生产过程。生态危机背景下,绿洲生态空间表征集中体现为权力主体对绿洲生态区位和生态功能的知识再现和规划构想,绿洲被建构为中国北疆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绿洲生态空间实践表现为黑河水量调度、水利工程建设和生态工程建设,实现了绿洲来水的增多化、绿洲河网的渠系化和绿洲空间的功能化,绿洲由边境牧业生产生活空间转变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空间;外地民众和当地居民在绿洲表征生态空间上持有迥异的空间形象,风沙源地是前者尤其是京津百姓议论的焦点,而痛失家园成为后者情感和权力诉求的中心。生态空间生产的三元分析表明了生态空间意义的多元性,生态空间不仅仅是实体空间,也是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绿洲生态治理过程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空间政治与权力诉求。（3）额济纳绿洲生态旅游开发是一个接续递进的生态空间再生产过程。旅游兴起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旅游节事活动推动、旅游规划引领和旅游+主导了绿洲生态旅游空间实践,绿洲由沉寂的生态功能空间转变为喧嚣的旅游消费空间;绿洲生态旅游空间表征体现为权力和资本对绿洲生态旅游资源的规划构想和文化建构,生产出以“大漠童话”为主题的旅游空间形象,绿洲由边疆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向国内知名生态旅游目的地转换;绿洲表征生态旅游空间中胡杨林居于核心位置,胡杨符号成为游客审美和消费偏好,绿洲被塑造为享誉中外的“胡杨林故乡”,并据此建构出新的绿洲空间文化想象（生命想象、边塞想象、秘境想象）。生态空间再生产的三元分析显现了生态旅游空间意义的多元性,生态旅游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亦是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绿洲生态旅游开发过程纠缠着复杂的权力关系、资本逻辑与文化冲突。（4）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尺度差异,具有显著的公共产品空间生产特性。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本质上是中央政府纵向嵌入后,黑河流域人水关系协调发展的结果,是压力型体制与激励性政策主导下各级政府/机构密切配合、团结治水的产物。其中,中央政府统一领导、权力干预,地方政府参与决策、分级负责,黑河流域管理局组织实施、监督检查。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再生产是以地方政府为先导,权力和资本双重逻辑支配下,多种空间生产主体共同建构的结果。其中,地方政府权力主导、产业培育,旅游企业资本驱动、开发经营,影视媒体形象宣传、品牌传播,外来游客空间消费、话语建构,当地居民被动参与、环境保护。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其在空间生产主体、目标、资本、价值四个方面,与私人产品空间生产有着显著区别。（5）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重塑了绿洲社会关系和空间秩序,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生态移民工程致使牧民生计空间受到挤压,社会网络发生断裂,文化心理适应失调,城市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出现问题;绿洲生态旅游空间生产的权力和资本逻辑,造成旅游空间容量短期超载、生态旅游发展异化和旅游空间生产去地域化;游牧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游牧空间的边缘化,导致草原游牧文化式微,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面临风险;绿洲分水实践过程中,黑河“97分水方案”的合理性遭到质疑,分水方案适应性与分水方案执行受到挑战。（6）额济纳绿洲生态空间生产与再生产优化是区域社会关系调适、产业体系重构与文化价值反思的过程。绿洲应以生态优先、协同共治、以人为本和空间正义为原则,实施流域生态共治共享模式和绿洲发展包容普惠模式,按照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思路,构建绿洲“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工业”产业体系,推进绿洲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实现绿洲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在优化措施上,要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生态移民安置方式、发展深层生态旅游与加大节水农业发展力度。同时,亟需从地方性知识视角对绿洲生态空间生产过程进行文化价值反思,实现绿洲生态治理方案的地方嵌入。本研究创新点表现为:（1）将空间生产视角引入生态研究领域,综合集成空间生产理论、区域治理理论、政府行为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构建了生态空间生产理论研究框架,拓展了空间生产理论。（2）基于绿洲“社会—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视角,探究了不同空间生产主体及其交互关系对生态治理的影响,打破了传统生态治理的工程和技术倾向,丰富了生态治理理论。（3）从空间生产主体、目标、资本、价值四个方面,对公共产品空间生产与私人产品空间生产进行了对比分析,初步厘清了不同类型产品空间生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