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社会背景下的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质变,刺激了产业结构向“服务型”转变,产业形态从传统的实体交易和交流向灵活的网络空间平台转变,这一系列关联性的变化必定给产业区位带来了新的特征和新的方向。依托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转型发展,服务业已经成为了城市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杠杆,也是适应信息化时代一个重要的新增长点,而生产性服务业正是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经济社会背景的变动,发展环境因素的变化给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通过新的视角和方向去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特征及变化,一方面丰富、完善经济活动区位理论,另一方面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新鲜经验。本文对武汉市进行实证研究,以生产性服务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地理学相关理论,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索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变化以及与区位因素变化之间的关系,为武汉市产业区位优化提供实质性参考。本文通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结构特征及变化。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分析可知,武汉市中心城区主要以金融保险业和高新技术服务业为主;等级结构上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根据2000-2015年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变化的分析,可知在数量结构上逐渐从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行业向科研技术行业、信息技术行业和商务服务业转变,从以中型企业为主向小型企业为主转变;形态上,2000-2010年期间企业形态增加最为明显,逐渐从传统的企业向灵活的平台、机构、中心转变,办公服务从线下向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办公模式转变。第二,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特征及变化。依托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网点数据,通过缓冲区分析,2000-2015年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倾向于交通便利的主干道和商务中心。通过核密度分析可知2000-2015年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不断加强,主要分布在江汉、武昌和洪山,逐渐形成了功能明显的“双核”集聚区。在江北的江汉、研口形成了产业功能混合的集聚区,在江南的武昌和洪山形成了集商务、金融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区。第三,武汉市各区位因素对结构变化的影响。利用灰色关联方法可知,分类结构信息熵变化与空间通达和政策刺激因素关联强度最大,其关联度分别为0.76和0.86;分级结构信息熵变化与空间通达、市场需求、信息传播和政策刺激因素关联强度最大,其关联度分别为0.93、0.85、0.88和0.86。第四,武汉市各区位因素对区位变化的影响。基于变量指标、城区空间和时间截面组成的面板数据集,利用Eviews6软件,通过模型假设、检验、回归模型构建,可知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变化主要与空间通达、市场需求、信息传播和政策激励因素的变化呈正相关。各类和各级生产性服务区位变化主要因为产业规模、空间通达、信息传播和政策刺激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第五,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区位优化分析。依托规划用地中的金融商业用地规模,结合其影响范围和土地利用集约性进行区位供需分析,得到各类生产性服务业用地规模供需不均衡。根据其供需差异和区位特征,通过新增相关产业用地,丰富形态,升级结构和调整布局来实现区位生产;通过产业空间协调发展、交通空间内外联动和政策环境均衡引导来实现空间整合。在优化策略方面,通过土地置换、中小企业资产保护、企业减税和规划管制等策略来实现产业空间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