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也是对这一时期产业经济发展特征的总结,这一时期产业发展不仅需要适应创新驱动力转换、新兴制造业和服务业兴起等“新常态”特征,还要解决供需结构不平衡、环境污染等由于产业结构不平衡发展引起的问题。这些经济新常态特征带来的产业结构转型的现实要求,不能仅仅依靠自发的市场力量就能达到,还需要依靠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政府政策和战略规划加以辅助,因此经济新常态对产业结构转型提出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新要求。目前产业结构转型领域的传统解释路径主要集中于分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背后的传统经济学动力因素,很少涉及政府发挥具体职能的推动力,以及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背后的政府职能因素。本文试图跳出传统分析框架,以政府职能从控制导向转向引导型的过程为研究视角,分析引导型政府职能下的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同时通过分析引导型职能在产业机构转型领域的现实执行困境,探索一种产业发展领域的新型治理模式。本文从产业结构转型中引导型职能的现实实践路径出发,分析政府职能走向引导型过程中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控制导向职能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走向引导型的政府职能,引导建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扶持乡镇企业成长,政府职能模式的转换推动实现三次产业逐渐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进入经济新常态时期,政府继续在产业结构转型领域发挥引导型职能,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如制定实施新时期的五年规划和“一带一路”顶级战略规划、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动力、引导产业集群式发展等。然而,由于存在顽固的政府控制行为导向、市场失灵及委托代理等限制性因素,政府引导实践中仍存在着地区间产业同质性强、产业集群效果不明显、部分产业由地方政府直接扶持导致企业自主性弱等执行困境。基于此,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转型中的政府引导职能模式急需得到完善,现实产业发展格局呼唤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本文在经济新常态时期的特殊环境下,尝试完善产业结构转型领域的政府引导职能,提出了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即政府引导下的镶嵌自主式合作治理模式。在此模式中,以政府引导为前提,通过政府宏观层面的产业政策调整,企业与社会组织内外部治理关系的重塑,多元主体在自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以平等互助的主体身份参与新时期产业结构转型过程,实现了互动合作,推动了新常态下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