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经学的复兴，以礼学的兴起发其先声。清初诸大儒惩于晚明王学的流弊，倡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之说，且在此学术潮流的蕴育下，致力于兴复礼学的努力。孙奇逢、陆世仪、顾炎武、张尔歧、黄宗羲等大儒发其端绪，遂揭开一代礼学复兴的序幕。而作为后进文化代表的满洲贵族，当其入主中原之初，便遭遇到难以克服的历史矛盾。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对满汉文化的尖锐对立重新加以审视。在艰难的抉择中，清统治者逐渐意识到，高压统治固然可取得一时成效，却非久系人心之策，无视文化传统，只能导致社会的动荡。有鉴于此，清廷不仅对先进的汉文化趋于认同，而且对政治、文化政策等加以调整。官方意识形态的取向，不期然与知识界倡礼之风相契合，从而为礼学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学术空间。以此为契机，研礼者踵继而起，续有兴作。礼学家倡为以礼经世的思想，自然对社会、学术走向甚有影响；而尤可注意者，清廷对礼制的制作和儒臣对礼学的探究，亦对社会由乱而治和礼学的复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清通礼》、《三礼义疏》的开馆，徐乾学、李光地、方苞、秦蕙田诸人礼学专著的结撰，便是其响应的积极成果。经此酝酿，三礼学愈研愈精，其成就亦越来越著。乾嘉以降，蔚为大观。而凌廷堪、阮元继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后所倡“以礼代理”说的揭出，更将此前礼学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一时间，说礼、研礼之风，成为潮流。此后，再经胡培翚 、曾国藩、陈澧和黄式三、以周父子的推阐发明，礼学愈益发皇；而陈澧、黄以周继顾炎武、凌廷堪、阮元之后，对“礼学即理学”思想的相继张扬，遂使一代礼学思想演进得一成功总结。而孙诒让《周礼正义》的成书，不仅比隆胡培翚《仪礼正义》、黄以周《礼书通故》、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且使三礼学有一完整的总结。至此，三礼学完成了其在封建社会的演进历程。 当然，清初三礼学的复兴，并非仅局限于学术史意义。更有进者，它还对当时社会由乱而治，满汉文化由冲突到合流，以及整个社会思潮的转变，皆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所承载的政治文化功能，与所发挥的学术史意义，相互激荡，彼此融贯，为社会和学术的前进，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何以能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依然沿着自己独特发展道路前进的文化根基所在。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采用学术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试图通过对清初礼学家及清廷文化政策间互动关系的探讨，进而董理清初三礼学在满汉文化由冲突到合流的演进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复兴，以至渐成规模的内在原因、思想特征与学术成果，亚总结其在清初社会由乱而治过程中所承载的政治文化功能，以及在知识界为学路向由理学向经学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学术作用。此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揭示礼学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功能，而且对当代精神文明的塑造亦有着现实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