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的自然灾害和饥荒比较频繁,这造成了农民起义较前朝更为频繁,而且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太平天国运动。本文尽可能全面地探讨每一个可能导致农民起义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气温异常、自然灾害、人口数量或增殖率、米价、饥荒、宗教、民族,以及分析赈灾和玉米及甘薯这两种新世界作物对农民起义的作用。但是,由于数据问题无法探讨吏治腐败这个因素。同时,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对气候冲击说和人口压力说现有的一些理论分析重新考察,找出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的研究结论也能给当代赈灾和国家治理方面提供一些启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气温变冷被认为是改朝换代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就以气候冲击作为切入点,逐步深挖影响农民起义的因素。本文重点从自然灾害、国家赈灾、人口压力三个角度对农民起义的发生机理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主体分为四部分,首先,建立人口数量与粮食产量对饥荒和起义的理论模型,并讨论在发生自然灾害和赈灾情况下的动态均衡。然后,对农民起义的数据集进行统计性描述,得到农民起义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宗教概况、少数民族参与、起义持续时间、起义结局等信息。同时,分别对自然灾害、赈灾与人口等数据集进行趋势分析,并与农民战争的趋势作比对,直观上分析自然灾害、赈灾、人口和农民战争的关系。接着,构造出由气温异常或人口增殖率为开端、农民起义为终端的传递路径,定量检验传导路径并计算出每一层级各种情况的百分比。最后,考察新世界作物玉米和甘薯在清代对农民战争的影响,如果像玉米、番薯这类所谓的“穷人的食物”短缺,即使稻米、小麦等主食作物产量充足,也可能加剧农民起义。本文得到以下的主要结论:(1)清代农民战争最多的省份是湖北,共发生了 20次战争,最多的区域是华东地区,共发生了 56次战争;发生农民战争最多的年份是1853年,共有13次;拜上帝教是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与拜上帝教有关的农民战争共有61次;由少数民族发动的战争里,回族发动的农民战争次数是最多的,共有12次;农民战争的持续时间为三个月到一年的频数最多,共有45次;在总共196次农民战争中,农民军取得了 43次胜利,其中的36次是利用了宗教发动战争。(2)自然灾害有两个波峰期(1736-1765,1832-1849),与农民战争的三个波峰(1644-1664,1795-1802,1851-1867)均不重合;人口增殖率有三个负增长期(1676-1681,1795-1797,1853-1870),后两个负增长期与农民战争的后两个波峰重合;气温的冷期共有八个,只有清初这个与农民战争的第一个波峰重合;米价指数有三个波峰(1644-1655,1867-1871,1886-1911),前两个波峰与农民战争的第一、第三个波峰基本重合;灾害赈灾有四个波峰(1736-1765,1770-1795,1822-1849,1876-1911),饥荒赈灾也有四个波峰(1646-1660,1740-1758,1822-1851,1874-1911),农民战争的三个波峰都不在这两类赈灾的波峰范围里。(3)导致农民起义的直接因素是饥荒,而且这个结论是稳健的,气温异常、自然灾害、人口数量或增殖率、米价、宗教、民族只能起到间接的作用,赈灾能显著地减少农民起义的数量。清代国家能力最强的时期是乾隆朝,这段时期赈灾力度是最大的,而且很少发生农民起义。从温度异常到农民起义的路径是温度异常→灾害频发→米价上涨→饥荒频发→发生起义。传导路径从开端到最终响应,每一层的百分比都在衰减,这说明越到后面的系统是越能控制的,也就是说对社会系统的控制要比对经济系统的控制容易,而对经济系统的控制又要比对自然系统的控制容易。(4)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现有理论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自然灾害并没有现有理论分析中的那么骇人听闻,滞后效应也不稳健;人口数量较多和人口增殖率较高在多数情况下,也并不是农民起义的根源,只有构成人口压力才变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米价过高也是被认为农民起义的重要诱因之一,但实际上玉米和甘薯的产量才是影响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玉米和甘薯的作用类似,都是在清代前期和中期能抑制农民起义,但到了咸丰朝反而加剧了农民起义。清代的农业技术和制度对农民战争的影响没有那么直接和明显,而且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