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史研究经历了从“添加史”到“社会性别史”的演变。前者以发现妇女的历史、填补既有的历史记载为目标，以寻找被遗忘埋没的妇女精英人物为重点，但仍未跳出传统政治史特别是精英政治史的窠臼。80年代引进了社会史的方法，对下层妇女的教育、婚姻、家庭、人口流动等进行考察研究，甚至一度特别关注所谓“妇女的领域”。随着“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出现及其在史学界越来越普遍地使用，性别的角度和社会性别的视角成为妇女史研究的新趋势。先秦女性史作为其中一个断代史的研究，基本发展线索也是由“添加史”跨越向“社会性别史”，并且后者的研究日臻成熟。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春秋时期的女性”，尝试运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去剖析春秋时期的女性地位以讲述“添加史”，同时借用社会性别以及社会分工理论来讨论其地位形成的导因。首先，以春秋女性的成长阶段为线索，以家庭为成长背景，梳理其处于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三阶段中的境遇和地位情况;其次由家庭向社会延伸，通过其社会功用性强调其在春秋社会的顺从性;再次，因是古代女性不可避免要探讨贞节观问题;最后回归周“男女有别”的社会大背景，借用社会分工理论分析“男外女内”的形成及原因，借用社会性别理论来剖析性别角色、性别气质的培养及塑造。结论是周的这种“男女有别”的培养模式，奠定了春秋时期“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格局，造就了春秋时期男性阳刚、女性顺从的性别气质，两者交叉作用，共同推动“男女有别”向“男尊女卑”发展。　　论文中所运用的社会性别理论是当代妇女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女权主义学术的中心内容，它区别于以人的生物特征为标志的“生理性别”，指的是以社会性的方式构建出来的社会身份和期待。该理论认为男女两性各自承担的性别角色并非是由生理决定的，而主要是后天的、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形成的;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评价（如男高女低、男优女劣）、关于性别的成见和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等等，更主要的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又反过来通过宗教、教育、法律、社会机制等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巩固，在国家参与运作下被规范化、制度化、体制化、两极化（男女二元对立）、社会期待模式化。社会性别是维持性别歧视的基本手段，应当而且也可以被改变甚至被清除。　　本文认为春秋时期“男女有别”的性别气质培养与职能分工的划分相辅相成，通过“内外兼修”方式潜移默化却深刻有力地影响着两性。性别气质与性别角色的双重培养和塑造，试图由内而外地塑造理想的女性或彻底改造那些“非标准化”的女性。　　周的建国理想并非是“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而是吸取商亡教训，建立“男外女内”的和谐社会，但以性别为划分原则的社会分工和相应的性别气质培养，促使“男外女内”的社会逐渐走向“男尊女卑”;春秋作为两周大变革的过渡期，正是处在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点，也只有在这一时期既能体会周的建国初衷，又能窥探到即将变化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