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东盟四国的贸易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全球价值链这一当今国际分工主要形式的新视角，解读引致发展中经济体贸易结构“低端锁定”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与机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破解的若干战略构想。很显然，深入研究发展中经济体贸易结构模式的“低端锁定”困局，深入揭示这种困境的内在机制，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转型、产业调整升级和技术升级的路径选择、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和建构等一系列方面，无疑具有非常重要而又紧迫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大量实证分析、国际比较分析、制度分析等方法，按照以下的研究思路展开：　　 首先，提出论文研究的基本事实与背景，东亚的一些发展中经济体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成为现有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受益者；然而其又是贸易权益的巨大损失者，值得深入反省其贸易模式与贸易发展路径。　　 其次，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结构演进升级的基本理论框架，并运用历史考察与实证分析等方法，验证东盟四国在贸易结构演进过程中，确实存在贸易结构“低端锁定”、同构化以及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从整体上看，其贸易结构的竞争力依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品方面。而且，由于严重依赖外部需求，以及缺乏产业外移的有利国际环境，东盟四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时陷于低端的地位，难以找到有效攀升的动力和路径。　　 接着，论文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分析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内在本质和其国内的制度体制因素。利用在知识、技术等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一面利用跨国公司掌握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权，一面占据对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东盟四国等发展中经济体自身的体制制度、技术和结构性矛盾等因素也制约着经贸结构的有效升级。　　 最后，由贸易结构演进的规律与趋势，提出东盟四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实现贸易结构演进的若干战略构想。包括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创新机制培育，重视内需发展战略，深化区域合作，尤其应建构基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均衡的价值链。而对于与东盟四国具有相似分工地位的中国来说，还要结合自身独特的大国与区域梯度化差异特征，实施兼容性的大国经贸战略，构建起国内产业价值链；更要破解急功近利、地方行政区本位利益偏好、以及短期政绩驱动等体制机制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