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傻瓜由于智力上的缺失或者形体上的畸陋,有了天生的鸿沟,被动或者主动成为异类。此类人可以让人居高临下地取乐,因此成为喜剧中不可或缺的一类诙谐“丑角”形象。在莎士比亚时期,愚人和疯癫并无明显的界限而部分重合,故疯癫纳入本文的论述范畴。此外,除带有标志性特征的弄人外,一些精神、形体上并不“丑”,但蕴有丑角内涵及效果的形象也作为讨论对象。本文专论莎剧中的丑角类形象。莎剧中丑角数量很大,本文拟分三类分析,一是天生的傻子和人为的小丑,二是非职业的引人发笑者和“自我放荡的自满者”,三是部分的丑角。第一类,具备典型特征的丑角:天生的傻子和人为的小丑。天生的傻子天生流露傻气,其行为可笑与胡言乱语为滑稽提供了天然的温床,不自觉流露“丑”的特性,负责赚取笑声和缓解气氛。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之低能儿小乡绅斯兰德,《第十二夜》之无知的浪子安德鲁,《一报还一报》之糊涂绅士弗洛斯等。其疯癫、痴呆使日常生活陌生化,打破常规认识之遮蔽;其行径、言语因缺陷受到谅解,故带有符号性,被赋予话语权的同时也被剥夺了话语权。丑角是为作者某一目的而建构,具备功能性而非个人意志,其有局限的自由以丧失主体性为代价。人为的小丑,没有智力与形体的缺陷,是被专门豢养的“职业”小丑,戴傻帽、佩铃铛、着彩衣、蹦跳滑稽,乃角色形象中带象征性的典型符号。他们在英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是现实存在过的一类职业,莎剧因袭了表现此类人物的传统并使之参与剧情,非仅作为笑料的装饰性存在。比如试金石、费斯特等一众角色,后文中将把《李尔王》中的弄人作为典型详细分析:他们能言善辩又富于旁观者的睿智,堪当“智愚”二字。第二类,产生实际效果的丑角:非职业的引人发笑者和“自我放荡的自满者”。非职业的引人发笑者不是指智力低下或痴傻之角色,也非被豢养造笑的职业弄人。不着小丑服饰,但性格及表现却具丑角形态,同时产生丑角效果。非职业的引人发笑者如傻仆、昏吏和乡巴佬,脾气古怪行为荒唐,一方面做奴仆一方面也拥有自己的生活。如《维洛那二绅士》中有幽默感的仆人朗斯和史比德,《第十二夜》中或许也是由于他人设计引诱而对女主人产生非分之想,并很自然的将自己引为良配的马伏里奥;《无事生非》中的巡警佐道格佩里,《仲夏夜之梦》中的波顿等。而所谓“自我放荡的自满者”,是指俯就自我欲望、不屑道德准则、仅遵从本能与本性的角色,最典型的例子是福斯塔夫。无小丑的彩衣却具丑角的内涵,一招一式一言一行无不昭示喜剧形式及喜剧效果。围绕他的有被辞退的仆役、落魄的骑士、无衣无食的雇佣兵等,在花天酒地和胡闹的恶作剧中彰显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其所固有的一些卑劣因素,受人嘲笑却又被喜爱,冒险、游手好闲、容易上当、机智都是他性格中的一部分。福斯塔夫甚至将死人以言语摆弄,这正由于周围的人深知其性格,并不拘束其胡言乱语。他被与神秘剧的恶魔、道德剧的罪恶相联系,还继承了弄人、小丑、吹牛军人等的形象特征。第三类,由不丑到丑转化的丑角:部分的丑角。此类人并无上述两类的特征,反而身份高贵(如哈姆雷特)在华贵的外袍下展现丑角的某些特质。尽管处居崇高地位,作为统治者却流露出丑角式的诙谐。这与前列丑角原型成二元对立,也与巴赫金所谓在言语特征中显现的丑角地形学特征相互印证。国王和傻瓜蕴含丑角原型的二元对立,但形式上傻瓜的痴愚总是对立于国王的崇高,后者不是傻瓜也不是完全的丑角,故称之部分丑角。主体意识受到外力挤压,言语行为不合逻辑,与正常的理性知性产生隔膜,沦陷于两种相互纠缠又彼此矛盾的力中,而显露丑角式的笑。既否定了他人也否定了过去的自己,主动放弃并拒绝行于那“正常生活”的轨道。无从返回到一度是“规范”和“中心”的生活,只留下诙谐与真实。可以佐证其部分丑角的是,当王子处于癫狂状态时,其言语频出下身形象,兹与之前的崇高类形象相扭结,体现出双重性。前苏联文论家巴赫金首创“丑角地形学”术语,以此分析莎剧,称“在丑角身上王位的一切象征都被翻转过来上下换位了,丑角就是‘反常世界’的国王”。丑角将上与下置换,在反转中使肉体的方位空间因素和言语表现特征与内在价值观相联系。作为“笑”的载体,丑角体现民间狂欢文化之特征,丑角的笑容中有狂欢下的快乐同时包含了莫名的讽刺,埋葬时再生,肯定时否定。在笑中沟通观众,在自由中歪曲约定的权威。本文尝试引入巴氏“丑角地形学”理论并试图分析莎剧中丑角类人物,发掘易被忽视的是类人物的形象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