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20世纪中国史学思想观念置于“现代性”意识的视角下加以深入剖析,从中探寻20世纪中国的主要历史学解释模式背后所蕴含的时代思想共性。现代性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其内涵就与历史思维直接相关的层面而言,主要表现为进化史观、民族—国家史学观以及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这些史学观念贯穿于20世纪中国史学经历的始终,以进化或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或将历史纳入民族—国家的叙述框架之下,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解释的三种主要模式。由这些历史学解释模式促成的20世纪中国史学实践,推动着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形态的范式转换。这是现代性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同时,一些体现现代性意识的理论所带有的缺陷,在某些方面也制约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深入探讨现代性意识影响下的历史学解释模式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分析其局限,是本文研究的主要任务。本文选取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史家及其史学实践进行个案研究,分五章来探讨现代性思维是如何影响史学研究的,并在此基础上阐释现代性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内在关联。第一章“现代性与梁启超的‘新史学’范式”。梁启超在现代性意识影响下倡导“史界革命”,形成了以提倡进化史观、寻求历史因果律或因果关系、强调以科学精神与方法治史、倡导民族—国家史学观、主张历史一元论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史学”思想。这些史学思想无论是在历史理解还是史学方法上都明显有别于中国旧史学,因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史学界促成了一个史学研究新范式的出现,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年代前后,梁启超开始对其先前形成的现代性史学思维进行反思,但并不彻底,如他对进化史观的反思,只是对历史进化的内容做了重新界定,而未对历史进化观念本身的合理性做出更深层面的讨论;他对科学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局限也较忽略。第二章“现代性与‘古史辨’”。顾颉刚“古史辨”体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进化史观作为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理性的认知观作为疑信古史的基本标准,以由进化观念演变而来的历史演进法作为考察古史的思维工具,并以假设与求证的方法作为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这使得“古史辨”在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上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疑古辨伪之学,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同时,顾颉刚在运用其蕴含现代性意识的史学观念、方法时,因应其进化论的预设而过度使用“默证法”,在历史演进法的使用上囿于“一元单向”演进模式,在假设与求证中未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影响到“古史辨”理论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第三章“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建树”。傅斯年以进化观看待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演进,认为中、西文化虽遵循类似的进化轨迹,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傅斯年由进化观促成的民族视角,提出了多元起源论,突破了传统史学中的中国文化同源论。他以汉民族的变迁为标准所做的中国历史分期,突破了旧史家依朝代的分界而做的自然分期,冲击了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傅斯年在自然科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史学即史料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局限主要在于,他因怀有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强烈意愿,而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第四章“现代性与郭沫若的社会历史观”。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也受到了现代性史学思维的影响,其突出之处在于持守单线进化的历史发展观,即认为中、外历史都无一例外地沿着同一条道路向前发展。他依据西方思想家基于欧洲历史经验总结出的各阶段社会特征,从中国史料中找寻与之相似的证据来判定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并对其进行历史分期。其古史研究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验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经历与其所理解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相一致。他得出的中国古代社会依次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结论,为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意义重大。不过,他因受单线进化历史发展观的影响,过于强调不同地区历史发展道路的一致性,忽视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致使其结论常与实际难符。第五章“现代性与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史学研究”。50年代以后的30余年间,在单线进化历史发展观的影响下,国内史学界展开了后来称之为“五朵金花”的大讨论。参加讨论的学者,尽管都受单线进化历史发展观的影响,但是,他们在将基于欧洲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与中国历史相印证时,彼此之间的认识却产生了分歧。此分歧的产生主要源于单线进化历史发展观的理论局限。80年代初,一些学者试图借助自然科学理论革新史学方法,将中国历史阐释进一步纳入自然科学的思维轨道,但过度陷入历史机械论的泥潭。8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打破此前束缚史学研究的单线进化历史发展观,罗荣渠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强调不同地区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突破了由单线进化历史发展观带来的困境,但仍带有进化观引导的“宏大叙事”的痕迹。结论部分。首先对全文所阐述的20世纪中国史学的现代性思维之主要表现做一总结,并阐明:伴随着中国自19、20世纪之交开始追求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而形成的现代性话语,是中国现代性史学思维产生的思想基础。现代性史学思维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于建构新型的历史认知框架、建立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扩大历史研究对象、形成中国“整体史”的研究范式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现代性史学思维的局限主要表现为:在看待历史发展模式问题上显示出单线进化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倾向,以及把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来看待和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以文明作为历史认识范畴的文明史研究方法,对于克服现代性史学思维影响下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及从“单一因素”视角来考察历史演变的局限,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