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历史条件和经济体制决定了我国股票市场早期的发展与稳定需要政府的指导与干预,而在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以沪、深交易所为主的我国资本市场紧跟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步伐,无论在发行市场还是交易市场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本文的研究对象——新股发行制度从早期具有浓厚行政指导色彩的“政府控制发行规模、发行公司和发行价格的方式,固定市盈倍数、额度发行”的简单结构到现行的“以市场化为主导,政府核准,保荐机构推荐,询价机构参与”的综合体系,体系中各重要组成部分——审批制度、定价机制与参与主体在改革实践中分别走向成熟,反过来提高整个社会使用、配置资本的效率水准。我国的股票发行制度的演进过程就是政府不断放松管制,同时股票发行制度市场化的趋势明确。可以这样说,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发展进程,会直接决定我国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其功效发挥程度。因此,市场化改革不仅是个过程、更是一个目标,它是发行制度改革背后的推动力,是衡量制度创新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　　 发行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在2006年5月股票发行体制“新老划断”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证监会相继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2009年6月)与《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2010年10月)两部新的《指导意见》开启了新股发行后续改革,推出了以完善报价申购制度和配售约束机制为核心的改革措施。政策的推出体现了制定者市场化改革的信心与目标。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试图通过回顾我国新股发行审核制度、发行方式及定价方式的历史演进过程,以期对现行新股发行制度的市场化与效率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的路径选择,最终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与发展,提高我国新股发行制度总体的运行效率。　　 通过研究作者认为:效率市场理论是市场化改革实践背后抽象的理论,也是本文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信息的质量与有效传递是效率市场理论的中心,因此市场化改革的落脚点实质就是如何提高资本市场的信息质量,发行市场过往的、现在及未来的制度创新与改革,其实质就是信息质量的提高。以2009年后两轮新股发行改革为例:赋予主承销商推荐询价机构的尝试有利于调动询价机构的积极性与参与性,使之认真对待发行路演过程中的首次询价,进而提高询价结果的质量,高质量的信息在资本市场中通过示范效应容易得到宣传与复制,最终提升询价机构整体获得信息的质量；再如:主承销商的研究报告将与行业同类报告进行对比,并将结果公示,此举将有效提升保荐机构推广上市过程中的专业性与严谨性,在形式上同西方的“注册制”有类似之处。　　 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新兴资本市场,旧有经济体制中不合理的成分往往在改革过程中成为阻碍创新的因素:比如发行市场上常见的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募集资金为特征的“三高问题”,其背后的实质在于我国长期以政府核准为主要特征的新股发行市场的上市资源供求及其不平衡,发行人、承销商缺乏有效监控机制的同时确面对着“三高问题”带来的牟取高利润的驱动。路径依赖理论是本文另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用以解释我国发行市场改革过程中不彻底与保守的现象。　　 本文的创新点有两处:(一)作者吸纳了行为金融学中与投资者心理相关的部分前沿知识,在文章的第三章进行了论述与分析,该部分是笔者联系效率市场理论与行为金融理论的一次尝试。作者认为新股发行市场的改革最终将回到参与主体,包括发行人、询价人、承销人以及投资者的行为选择研究。(二)通过实证分析,作者发现在现阶段,发行市场的改革仍将通过发行市盈率的改革提高市场的效率,但这种方式的效应已大大减弱,需要制度创新影响市场参与者进而辅助发行定价改革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