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在晚清文坛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学术界对其研究著述颇丰。但以往的研究着重点在于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演变以及桐城派和其他文派的关系上。桐城派所处的晚清时期,有着特殊的社会环境,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政局处于内外交困的积弱局势。而同属于帝国主义侵略对象的日本,却在此时通过明治维新走上富强之路。国内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深受启发,兴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桐城派部分文人即在其中。由于桐城文人的特殊身份,他们的留日以及归国后的活动有着自身的特点,对于研究桐城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共分为三章,旨在对这一部分的桐城文人进行了群体性研究。第一章从清末民初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桐城派的文统道统出发,阐述了国内留日风潮及桐城文人留学日本的原因。清末民初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局势之中,在中日双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及其他一些地理风俗等客观原因的影响下,日本成为了国内先进爱国志士寻求救国道路的理想之所。桐城特殊的文化氛围及桐城派义理思想的影响,部分桐城文人也产生了积极的留日观念。第二章对桐城派中赴日主要代表人物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些桐城文人或出于政府派遣或出于自主意愿,对日本的先进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考察。他们出使日本的目的不尽相同,有出于政治原因的黎庶昌,有考察学制的吴汝伦、姚永概,也有留学和文化访问的吴闿生、贾恩绂等。中兴阶段的文人如黎庶昌、吴汝伦等,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对日本的先进文化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学习。处于桐城末流的文人,如吴闿生、贾恩绂等,固守桐城义理思想,对日本文化不以为然,几无所得。第三章对桐城派义理思想的嬗变与这些留日桐城派文人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探究。桐城派中兴阶段的文人,深受“经世”思想的影响,积极吸收日本先进的文化,并在归国后力主革新；桐城派末流时期的文人,面对着国内“革新”思潮,在留日归国后抱残守缺,死守桐城派文道统,不思进取。“变”适应了当时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使得桐城派在曾国藩时期出现了另一个兴盛时期；“守”脱离了不断前进的历史潮流,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基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学科交叉,将桐城派留日文人进行群体性研究,有利于我们认清桐城派兴盛、衰退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