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制度和个人两个层面讨论战国时期的政学关系思想。政学关系包括“政治与学者”和“政治与学术”两个相关联的方面。本文首先讨论战国士阶层在处理与政治的关系上的种种倾向和选择。列国争雄的形势，不仅为战国士阶层“王侯不得骄士”的群体自觉提供了土壤，也给了士人们多样化的选择机会。战国士人有“仕”、“托”、“隐”三种可供选择的方式，而每一种方式中又有多个分支，这些分支又互有交叉，从而使战国士人与政治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关系。　　在接下来的经典作家思想研究中，本文首先集中讨论荀子的政学关系思想，然后将他的思想放在先秦学术从孟子到韩非的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最后讨论庄子政学关系思想，并将庄子思想和孟荀韩诸子进行比较。　　荀子政学关系思想可以用“君师一体”来概括。在制度层面，荀子从国家的视角出发，以政治上的功用作为评价学者和学术的唯一标准，并且要求运用国家权力去消灭他眼中的奸言邪说，以“圣王”来统一政治和思想。在个人层面，荀子则表现出在“从道”与“尊君”之间、“忠顺”与“轻王公”之间的某种游移，这不仅和荀子角色伦理中多重角色要求之间的潜在冲突有关，还根植于他的人性论基础。　　与荀子的企图兼顾“君”（“政统”）、“师”（“道统”）相比，孟子选择了在日益扩张的君权面前极力维护师道尊严，而少有关于制度的设身处地的筹划，因而所扮演的主要是体制外的批评者的角色。公子身份的韩非则是另一个极端，他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主张虽然后来成为秦王朝的政治原则，但却使韩非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秦王朝也二世而亡。而当荀学成为汉代以降的政治文化的基本框架以后，荀学思想中的冲突也日益凸显为士大夫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中的冲突。　　而当转向庄子时，则发现，庄子从个人的视角出发，强调“独”，强调个人与政治、与社会习俗和主流价值的疏离，这种疏离可以作为一副解毒剂，帮助从泛政治化中解救学术和个人，而在庄子的价值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中，则包含着自由放任的思想，和对多样与差异的肯定与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