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前言、正文和结论组成,其中正文共四章。以毛泽东在《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文中提出的思想为指导,作者对孙中山训政思想作了研究,主要以他在1919年以前的作品为依据。关于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作者在前言中进行了表述。另外在第四章讨论了文本选择的依据。虽然训政与“伊尹辅太甲”、“周公辅伊尹”之间可能存在联系,甚至说后者可能是前者的源头。但在儒学获得统治地位后,这种潜在的用法被判定有违纲常,它不能被用于指称“臣子辅佐皇帝”。“训政”这个词的真正出现是在清朝以后,仅仅是指“乾隆一慈禧式训政”,其内涵是太上皇对皇帝统治权的剥夺。训政的词义是由2000多年的“汉语言实践”所规定了的,对被历史规定了的词义进行篡改只会导致语言的混乱。而如果有人承受很大压力一定要使语言混乱的话,只能说明他别有苦衷或另有所图。这是本文第一章的主要内容。作为清末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的头脑中不可能不留下“乾隆～慈禧式训政”的印记,也不可能不明白这是个坏词。但这个词中有吸引孙中山的地方,所以他坚持要用。他的这种坚持来于他的圣人意识,为了实现自我识同,他不能象一名政客那样屈已从人。不过孙中山终归是个普通人,在使用一个“坏词”时他同样要承受压力,为了自我辩解,也为了吸引“后知后觉者”与“不知不觉者”的跟从,他要将训政漂白成一个“好词”。对孙中山圣人意识和辩解动机的确认,是理解他训政观的关键。这是本文第二、第三章的主要内容。“训政”在国民党政治理论中有重要的地位,一般认为其理论来源于孙中山。但在我看来,训政的内涵是由乾隆与慈禧确定的。乾隆明确了训政的本质特征,即“太上皇对皇帝权力的剥夺”。而慈禧提供了一种手段,即通过把皇帝“阿斗化”来使自己获得太上皇的地位。当孙中山继承了训政这个词后,他也就继承了这个词所包涵的历史。这是本文结论部份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