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教育(古称“学”)的自觉，起源士的产生，而中国近代教育实现新旧之间的转型，亦与士有莫大的关联。甚至可以说，近代教育转型，士是不折不扣的导演。在这数量庞大的改革先驱之中，严范孙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严范孙和很多当时的许多士子一样，接受了正规而良好的士大夫训练--诗赋、时文、白摺、小楷、经史、文字学等等。这种训练包含八股取士的内容，但亦超出了八股的范围，对传统的精英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继承和吸收。而严范孙从小接受的理学熏陶，在加深其道德修养的同时，也使得严范孙在德与才两方面齐头并进，俨然一“醇士”。在正常学习之余，士好学的本性，使得严范孙对于新传入的外来知识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所以，严范孙与他的士大夫朋友们一起，在一边接受传统教育的成长过程中，也成为了新学知识传播的主要渠道。　　严范孙是个传统教育体系下的佼佼者，刚过二十就接连中乡试、取进士、点翰林，数年之后便取得了使黔执掌文衡的机会。正当要真正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教育事业的时候，甲午之后时代的剧变，给了国人以警醒，也给了士大夫对于中国教育的反思和自省。严范孙开始发挥“汤之盘铭”的固有精神，对贵州的教育事业进行了顺应时代的改作。虽然官书局、新书院、黔学会都没能撼动社会的根本结构，也不能逃脱精英的士大夫教育的局限性。但是作为试点，其思路已经初具。而经济特科以及经济常科的构想与努力，更是以道和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敢于同自身的集团性决裂的证明。教育的发生史不是“崩溃--新生”的新旧二元对立，而是在两者之间的自我更新和转型。　　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庚子之变的创痛，告诉士大夫们渐变的不可待。而八国联军的外力，正好廓清了直隶地区的科举桎梏及附庸的官学体系，各色庙宇和祠社也因于洋人不谐而多遭废弃。面对一片瓦砾和废墟，严范孙和他的朋友们却看见其中蕴含的机会，于是未等这些旧事物死灰复燃，严范孙等人便将其化作了新教育的养料。于是大兴公私蒙小学堂，组建教师队伍，派遣留学生，直隶学界迅速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几乎全是通达时务的官绅士夫。到1905年科举彻底罢停，直隶的士大夫们，已经完成了自身的转换，而过去士大夫教育的种种弊端，也在这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1905年冬以后，严范孙任职学部，继续致力于将直隶兴学的经验推广向全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愈发觉察满清政府的不可为。然而，士大夫们已经培养起了接班人，这些新一代的学人或学子没有了士大夫或士子的头衔，却把士大夫们自赎时的事业推向了更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