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的心态复杂、微妙，甚至自相矛盾。他以“大材”自负，才子心态成为他终生挥之不去的心理情结，他把批点自己选定的“六才子书”视为展示其才的重要途径。施耐庵是他极力推崇的才子，施耐庵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著书立说，张显其“锦心绣口”，是可以看作金圣叹本人的“夫子自道”的；他饱读经书，其思想深处仍流淌着儒家的血脉，早年他甚至把立德成圣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大多数读书人的追求一样，金圣叹也想从科场上捞取功名，但最终却因他任才使气而被科场拒之门外，于是，他开始把理想从“立功”、“立德”转向著书“立言”；恃才傲物似乎是历代才子的通病，金圣叹终生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相背离的矛盾之中：率性任情而世俗不容，才情恣肆而科第不中，立志“致君泽民”却落得穷病交加，怀才不遇的悲愤便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隐痛。 金圣叹的复杂心态对其从事文学批评活动的动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他希图通过评书展示其才、引导读者阅读“才子书”方面，更在于他借助评点活动来寄托人生理想，传达他对社会人情的独特认识，发抒他的“怨毒著书”的社会批判思想，甚至还承载着他培养后继才子的深切期望。 这种复杂心态对其文学批评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在作品中直面现实，大胆揭露社会的黑暗，深刻剖析“怨毒”产生的社会根源；同时强调才情在艺术构思、情节变换、细节刻画、字句运用等方面的作用，推重典型人物的艺术美；并在吸收前人书画、诗文理论的前提下，提出了小说艺术成就的标准和他的审美理想——文章“三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