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中央集权，经济分权的大背景下，制度激励来源于不同层次，其中不仅涉及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也存在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横向关系，地方政府投资正处于横向与纵向的“十字交叉”博弈中。　　在中国，地方政府投资的制度激励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官员的晋升激励，另一则是地方政府的竞争激励。一方面，官员晋升锦标赛中以经济绩效为核心，自上向下，层层推进，地方政府以政府官员为核心，因而难免催生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盲目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另一方面，中国存在中央集权与财政分权并存的大背景，对于中央政府的补贴、财税，地方政府不遗余力的寻求资源与利益，过度放大竞争，忽视合作，投资扭曲。　　官员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竞争激励均影响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同样存在投资扭曲，如重复投资、投资结构扭曲、投资分割等等，利弊均在，局面短时间无法扭转。投资的失范与地方官员、地方政府及其投资特性密切相关，不完全信息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居民之间均存在委托代理模式，因而很可能存在着经济的无效率。　　从实证分析角度，文章主要探究两种激励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显著性，以及投资扭曲的诱因主要来自何种激励。其中，地方官员一定程度主导了地方行为，因此，地方竞争激励对官员晋升激励与地方投资的关系便存在中介作用，并在后文实证分析中进行了检验。具体而言，文章选取核心解释变量，即官员晋升压力指数，地方政府竞争指数来指代官员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竞争激励，地方政府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　　在普通面板分析中，使用2003-2012年中国27个省份的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方法，得出了其相关关系，发现两种激励均是显著的，两者均带来了过度投资倾向，对投资有激励。对于投资问题，直观上相邻省份的投资存在相互的影响与带动，存在空间效应，因此文章进行了空间面板检验，检验得出在显著性为10％的条件下，存在经济空间效应，因此空间效应显著，采纳空间面板结果。　　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急需产业转型与投资质量提升，因而合理的投资对经济的长足发展必不可少。投资的改善并非一日之功，以人为本的官员晋升激励，法律、风险、环境、民生组成的多层次约束机制，地方保护主义趋势的扭转，区域整合、国企管理重新界定都是应对的可行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