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执政历史。在这五十多年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将一个贫穷落后、饱受欺凌的半殖比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正日益向着一个具有强大综合实力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大国迈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却“这里风景独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局面，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一个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成熟的执政党。正是有了一个“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坚强执政党，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在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站稳脚跟，历经磨难而不衰，久经考验而不败，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在五十多年的执政历史中，党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在毛泽东时代，既有广大干部群众同甘共苦、意气风发建设社会主义的动人场面，也有大跃进、“文革”这样的惨痛经历。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实现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同时，也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权力腐败、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和不断加深的信仰危机。成就世人有目共睹，问题和失误也应当正视。深入探讨党执政历史中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总结党的执政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是党成功执政的保证。指导思想，是党的理论旗帜，是指导党全部活动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是动员、凝聚、约束党的成员的一整套认知信仰体系。科学的指导思想一般具备整体性、稳定性、发展性、开放性，具有导向功能、论证功能、凝聚功能、动员功能、约束功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相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纵观党的执政历史，当指导思想正确时，党的执政就比较顺利:反之，党的执政就会出现曲折和失误。建国头七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有科学指导思想的指导，党的执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1957年以后的二十年，由于“左”的思想的错误指导，党的执政走了弯路。历史充分证明了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的极端重要性。而要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就必须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必须具备宽阔的眼界，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和世界的全局眼光，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脉搏;必须加强学习，提高全党同志的理论素养。　　第二，制定正确的基本路线是党成功执政的基点。基本路线，亦称总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阶段根据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基本状况、社会主要矛盾和所处的国际环境而制定的指导各方面工作的基本准则，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协调一致的基础，也是党制定各项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基本路线具有全局性、稳定性、阶段性。基本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能够为执政党指明前进的方向，为党执政提供根本的依据。对执政党来说，基本路线是否正确，直接关系着执政的成败。执政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制定正确的基本路线。党执政以来，先后制定了四条基本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在它们的指引下，党得以沿着正确的轨道大步前进。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不成功的或是错误的，导致党的执政发生了严重曲折和失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制定正确的基本路线的思想基础。要制定正确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把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要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基本路线的基本前提。要制定正确的基本路线，必须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所处的发展阶段，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内主要矛盾。“三个代表”要求是制定正确的基本路线的根本依据。要制定正确的基本路线，必须遵循“三个代表”要求，必须尊重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尊重科学文化发展的规律，尊重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三，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党成功执政的关键。人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予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和人治相比，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党的执政循着法治的轨道运行，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惟一的执政党，能否将其执政行为纳入法治轨道，关系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也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建国以后，人治的治国方式一度大行其道，对于党的执政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损害了党的执政路线方针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削弱了党在执政过程中的纠错功能，强化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执政方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历史转折点。　　第四，搞好执政党建设是党成功执政的前提。执政党建设是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在执政时期的发展、巩固和正确发挥领导作用等一系列工作的总称。执政党建设主要包括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执政党建设能够使党发挥自身优势，巩同执政地位;能够使党提高自身素质，练就执政本领:能够使党拥有健康肌体，经受执政考验;能够使党密切联系群众，夯实执政基础。建国头七年，执政党建设成绩斐然，为党成功执政创造了有利条件。“文革”前十年，执政党建设的指导思想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但在党在具体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中的一些好作风、好传统并没有丧失，仍然保持了下来，因此执政党建设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执政党建设的得与失都对党的执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革”十年，执政党建设受到了严重破坏，导致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降低，党的执政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建设不断加强，成功打造了一个坚强有力的共产党，使党得以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经受住严竣考验，取得举世公认的执政业绩。“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党五十余年的执政实践，充分证明了江泽民的这一精辟论断。聚精会神地搞好执政党建设，是党成功执政的奥秘所在。要搞好执政党建设，就必须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来进行执政党建设。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必须把作风建设作为重要环节，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第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党成功执政的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党的思想路线，其基本内涵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能够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能够使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能够为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奠定基础。在党的执政历史上，凡是真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迸的年代，如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这一历史性转变的1949年，以苏为鉴、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的1956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1961年，向“两个凡是”开火的1978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的1992年，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党章的2002年，等等，都是党的执政出现新的气象的时期。历史反复证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的法宝。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必须以民主为重要条件，必须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必须把反“左”作为主要任务。　　第六，实践“三个代表”是党成功执政的基石。“三个代表”是指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纵观党的执政历程，什么时候党真正做到了“三个代表”，党在执政过程中就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无往而不胜。什么时候党未能做到或者背离了“三个代表”，党在执政过程中就会遭受严重挫折。历史生动地向我们昭示出:坚持实践“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的基石。要做到“三个代表”，就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必须坚持党的先进性，必须坚持执政为民。　　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