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19、20世纪复杂的时代，面对当时代不断显现的现代性问题，及这个问题所暴露出来的存在的分裂和人性的压制，泰戈尔的思考与体悟始终直面生命的根本问题：生老病死，悲欢欣喜；尤其是生命中的悲剧情境，如死亡与痛苦。他秉承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启蒙理念，凭借东方尤其是印度深厚的宗教、哲学与美学传统，提供了一种关于生命和宇宙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观点。他以一种独特的体验与证悟的方式，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用人格重新整合了神、人、自然，确立了三者之间本质上的同质性与统一性，也给予我们关于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与意识的古老又崭新的概念。人格就是一种内在的自我意识（内在精神）。这种自我意识的本性是，以感觉作为通向外部世界的接口，以理性的完整认知为基础，并超越其上，以爱为媒介，通过审美快感趋向内在的联合。其中，他始终坚持两点：一是自我体验，自我思考，自我抉择。他相信每个人都具备理性的自明性，并一直致力于这种个人主义的启蒙。二是，生命的基本原理是爱。爱是驱动生命的源动力，也是生命的终极归宿。个体生命的成长最终在爱的联结之力下与其他的生命产生共鸣并完成生命与生命的凝聚。　　人格在人性中的体现就是在有限中不断向无限扩张，表现在生活中，就是在行动中不断地证悟美与乐。证悟无限，或者说对宇宙同一精神的证悟，是人的使命之所在，同时也是一种需要通过人性的提升加以培育的能力。审美与艺术就是在人格的基础之上的自发生成，并且是为了培育人格而自觉进行的一种表达行为。艺术是人格的流溢，其目的是表达自我存在的感觉。这个自我之中包含着人与世界的结合；它是我们的精神生命，而艺术就是精神生命的呈现。　　在形而下的层面，人格集中表达在“母性精神”的民族理想和东方文明精神联合的文明理想之中。泰戈尔关于宇宙、生命、意识的观念并不是他自身的幻想，他还将之贯彻在他对印度现实社会问题的切身感受与具体工作中，在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参与和观察中，在对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文化关系的思考中。然而，在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在经济上，通过科技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以提高物质生产力，在政治上，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争夺政治主权，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的最迫切的要求，泰戈尔对于存在的整体性与生命的人格属性的强调，对于发展高层次的个人自我意识的首重，被淹没在喧嚣的争吵与斗争的激情中。但是，被殖民世界独立后的发展情况应验了泰戈尔的担忧，世界破碎化，独立后的被殖民国家呈现混乱与停滞的发展状况。面对这一情况，泰戈尔关于人性健全发展的观点就显得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