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教会学校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来到中国的，因此曾经被单纯的看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传教士也因其政治身份多以反面形象出现。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以及学术壁垒的进一步打破，传教士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得以肯定。范天祥，作为美国传教士之一，20世纪20年代来到中国，效力于燕京大学。他热爱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将虔诚的宗教信仰和自己的音乐特长结合起来，在向中国引进西方的音乐理念及优秀圣乐的同时，大力发展中国的本色化圣诗，并促使其在海外传播。作为教师，范天祥参与创办了燕京大学音乐系并担任系主任。在他及其同事的努力下，燕京大学音乐系以其先进的教学理念、合理的课程设置和雄厚的师资配置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当详细研究这段历史时，却发现以范天祥为主体的研究著作尚不多见，对其档案的查找也十分困难。因此，尽快整理并分析这段历史，对研究中国现代音乐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归纳的方法，通过对范天祥的日记、信件以及与燕京大学音乐系相关的档案等历史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来梳理范天祥的生平经历及其音乐事迹。　　范天祥出生于美国牧师家庭，很早便萌生了到中国传教的想法。在他青年时代写给友人的信中就曾提到:“我想献给中国教会一本全部是中国色彩的圣诗集，我想这将是我毕生的志愿”。1923年，范天祥与新婚一年的妻子一起来到中国，帮助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成立了音乐系，并在此任教25年，奉献了其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他的四个子女全部出生于北京。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府逐步收回教育主权以及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范天祥被迫返回美国。其后他曾担任过美国俄亥俄州德拉维和扬斯敦市的牧师、南田纳西州卫理公会的音乐总监、纳什维尔斯卡瑞特学院的教席等多项工作。1963年10月，范天祥再次返回中国，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任教。两年后，他回到美国的家中，继续应邀在不同的地方发表演说，也还在继续写作和出版与中国本色化圣诗相关的著作。1975年，范天祥因无法稳定过高的血压逝世，享年八十岁。　　作为一名传教士，范天祥在中国最本质的工作是宣传基督教的教义，这也让他的音乐活动带上了鲜明的宗教色彩。他对中国的教会生活和文化的贡献有以下三点:其一是他把西方最好的圣乐引入中国，并建立其唱诵;其二是他来到中国的最初目的:发展中国本色化圣诗;除此之外，他还收藏了一些珍贵的中国乐器，并经常用其向当时的美国人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他燕大任教期间建立和指导了多个合唱团，对开展北平地区的合唱活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他担任指挥的“燕大合唱团”是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活跃、最优秀的一个合唱团，曾多次排演欧洲的大型宗教合唱曲。同时，范天祥编辑出版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圣咏，如与赵紫宸一同编译、出版的《团契圣歌集》和《民众圣歌集》，由他出任音乐编辑的《普天颂赞》，他以中国民歌曲调填词的圣诗选《宝塔》、他在纽约出版的《中国乐歌》等。同时，他还曾担任宗教电台“东南亚广播之声”的音乐编辑，向广大华人群体播放中文圣诗。鉴于他对基督教圣诗所做出的贡献，美国圣诗会形容他为:“本色化中国音乐和圣诗的先锋”。　　范天祥不仅参与了燕京大学大多数的音乐活动，作为燕京大学音乐系的管理者之一，音乐系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都充分体现了范天祥重视中国音乐的思想。尽管音乐系在师资方而主要是外籍教师，没有条件长期、系统地开设有关中国音乐的课程，但其教师在和声、对位等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注重学习西洋作曲技法与发展中国音乐的联系，并曾专门开设中国音乐史及中西音乐比较的课程。此外，音乐系师生曾多次举办有关中国音乐的讨论会与音乐会，并邀请校外音乐家来校举办有关讲座和音乐会。范天祥本人也一直提倡学生不要一味模仿西方音乐，而是要探索音乐创作的中国化风格。　　范天祥对中国的热爱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欣赏、对中国简单而更多手工劳作的生活方式的眷恋和他强烈的宗教情感。他在离开大陆之后，也常常向对中国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几乎毫无所知的美国人展示其收集到的各种中国传统的小物件儿，欣赏他们惊奇赞叹的眼神。他一生与音乐结缘，一直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音乐间的交流，让西方更加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范天祥用他的行动为中美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