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民事诉讼法》首次从法律层面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2014年《环境保护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法定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继而2017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得到快速发展,但囿于制度设计原因,该项制度的实施效果仍然欠佳,其在治理环境问题上的作用值得继续发掘。因而,有必要分析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具体问题,对该制度的未来走向和实现路径等加以重新审视,藉此尝试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方向、完善方案和保障机制等提出建议。环境的“公共性”决定了生态环境必然会面临“公地悲剧”之困境,根据“公地悲剧”理论,环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主体加以维护。而基于“社会契约”所建立的国家则是环境公益维护的首要主体,其中,政府是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主要承担者。政府环境责任的有效供给是国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应然要求,为此,避免政府环境治理失灵,监督政府积极承担环境治理的主体责任即为制度设计的必然选择。根据权力制约原则,诉讼制度是纠正政府环境治理失灵的重要途径。然而,环境治理有其特殊性,在传统诉讼制度无法满足环境保护需要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项维护环境公益的制度设计即被纳入考量范围。该制度缘起于罗马法中的民众诉讼,经由美国首次确立,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着执行法律、政策形成以及促进对话等重要功能,而这些独特功能使得环境公益诉讼成为政府环境治理失灵的解决之道。诉权乃诉讼法学领域的基础理论之一,因为诉权设置决定了诉讼主体是否享有诉权、实体权益是否能够获得救济、司法资源是否得到优化配置等方面。基于此,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首先应探讨环境公益诉权问题,具体分为诉权来源和诉权配置两个问题。关于环境公益诉权之权源,现有理论无法为其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正本方能清源,环境公益诉权之权源仍要回到诉权理论中去探寻,一方面,诉权是当事人发动诉讼的基本权能,具有人权属性,另一方面,环境权是新时代背景下对既有人权提出的新要求,尤其对传统诉权提出了新的挑战,据此,环境权乃环境公益诉权之权源。关于环境公益诉权之配置,从宏观层面来说,环境公益诉权配置应当以正义为权利配置观,在具体配置过程中充分平衡权利与善的关系,同时兼顾效率、平等等各种要素。从中观层面来说,环境公益诉权配置应当遵循分权制衡原则、比例原则及程序保障原则,参照成本最小效益最大化和道德不正义最小化标准。从微观层面来说,环境公益诉权配置从主体和内容两个维度谋设,同时把握环境公益诉权的限制性因素。法律移植是法律发展的重要路径。为此,吸收当前环境公益诉讼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如美国、印度及德国的先进经验,探析这些国家环境公益诉权之构造,挖掘其诉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即为必要。其中,美国环境公益诉权之设置体现了共和主义理论,即确保公共决策的可论辩性;印度环境公益诉权之设置体现了环境正义理论,即始终以实现环境正义为价值追求;德国环境公益诉权之设置体现了客观诉讼理论,即旨在维护客观法律规范所构建的法律秩序。通过比较研究,不同国家均反映了其国内法治发展背景和环境保护理念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设置之影响,其所体现的不同思想能够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和完善带来一定的启迪和收获。基于前述学理论证和国外分析,如何调适环境公益诉权即成为构建和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切入点及本文的落脚点。根据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生成背景、发展状况及存在问题,文章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制度完善建议:一是对环境行政公益诉权的调适,对此,主要从可诉性环境纠纷的判断标准、检察机关与社会主体的诉权关系以及诉之利益的认定标准加以细化和厘清,重点强调发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作用,充分尊重环境行政权的主导地位,避免行政权与司法权的错位;二是对环境民事公益诉权的调适,对此,主要从对诉讼受案范围的限缩、不同原告主体之间的关系厘清及诉之利益标准的界定等方面展开,重点协调我国已有传统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避免司法资源浪费;三是对起诉权和获得裁判权的保障,对此,主要从司法立案审查机制、审判主体保障机制、诉讼费用保障机制、举证责任保障机制和诉讼程序保障机制等方面展开,重点在于确保环境公益诉权之行使符合正义的权利配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