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思想由朱利娅·克里斯蒂娃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提出,因具有自身理论特色而为后世学者所关注。互文性理论起源于符号学,传承于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以及复调小说理论,并超越了结构主义的理论眼光。朱利娅·克里斯蒂娃打破了静态分析文本的方法,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由马赛克式的碎片拼接而成,紧密联系着前文本、互文本和社会文化。互文性被定义为符号系统的互换一一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另外的符号系统之间的互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英国学者哈蒂姆和梅森把翻译研究与互文性理论相联系,提供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并为打开新视野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为探索性研究,以对《牡丹亭》原文中互文性的研究为基础,以汪榕培译本及西里尔·伯奇译本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并总结两译本针对互文性所采取翻译策略的差异,并试图总结翻译策略差异的原因、影响及价值。本文首先分层选取《牡丹亭》原文中的九出,依据西比奥克对互文性的分类对原文进行互文性分类,在此基础上举例、对比、分析两译本分别如何处理互文现象,试图分析总结其针对每一类别的互文性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经研究发现,原文中四类互文现象出现最为频繁,分别为文学暗指、参照、陈词滥调和套语。中外译者对不同种类的互文现象采取的翻译策略各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