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名著《骆驼祥子》,1945年被美国译者伊万·金(Evan King)翻译成英语。这个译本在当时的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由于伊万·金对原著情节的大肆改动,也由于他对原著作者老舍的恶劣态度,不少中国批评家,包括老舍本人,都对此译本非常不满。译著通常被认为对于原著“忠实”才算成功,但是我们该怎样评价一部不忠实,甚至扭曲了原著情节,但却受到译入语读者欢迎的译著呢?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忠实不忠实,我们应该怎样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等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不再重要了,译著对原著的忠实与否不足以作为评判译著是否成功的标准。译著与原作相比,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成为翻译批评家关注的问题。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译作对原作的改变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它背后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原因。伊万·金翻译《骆驼祥子》的年代是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的黄金时代,而战时美国与中国的同盟关系、四五十年代美国的性革命等社会因素都对译作《Rickshaw Boy》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直接导致了译作与原作间的巨大改变。伊万·金受到诟病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抗阻式”翻译。在翻译中国的俗语、谚语、地名、人名、方言时,伊万·金并不是拿英语中现有的近义词来替换,而是挖空心思的把中国语言中的文化意象、情感倾向等翻译到译入语文化中。尽管这种翻译造成了不少误译的情况,而且很多翻译都可能会令读者不知所云。而且,伊万·金作为一个畅销书译者,对韦努蒂的“抗阻式”翻译策略的运用不是主动的,也没有这种意识。他的这种“抗阻式”翻译尝试,只是为了达到拿中国的“新奇玩意儿”吸引西方人眼球,提高译著销量的目的。但是,从客观上看,这样的翻译方法起到了将异域文化中的事物介绍到译入语文化中的积极作用,值得今天的译者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