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价值虚无主义盛行的现时代，正当而值得过的美好生活成了问题，好人的存在成了问题。与此相应，政治持守价值中立，做好人成为私人之事，公民资格成了个体追求各自美好生活的手段，公民教育成了维护公民追求各自美好生活的工具。然而，当公民拒绝探询何谓美好生活，当公民教育放弃关切如何做一个好人，公民与公民教育也就陷入了不知所向的危机之中。而欲摆脱危机，就须做一个追求卓越的好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回归到坚持公民与好人为同的古希腊公民教育思想中去，要知道，现代性是拒绝好人德性的产物，单纯依靠它无法帮助人们走出危机。 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看，好人与好公民的问题产生于“自然”与“习俗”的区分以及随之的城邦政治的产生。进言之，好人亦即哲人是追寻整全的永恒的自然的人，公民是参与习俗性城邦政事的人，并且公民参与习俗性城邦政事即是在过一种教育的生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好人与好公民为同，习俗主义包括智者派就认为政治是人为的习俗性的，与自然无关，因此，公民资格来源于不同城邦的不同法律，公民教育则是传授辩论技巧的教育。 苏格拉底不同意习俗主义视政治物为非自然物，视好公民为去好人德性之人的观点。他在阿里斯多芬的启发下，认识到了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的永恒冲突，从而从“自然”哲学转向了“政治”哲学，在政治物中发现了自然正当。并且，哲学转向政治，亦是哲学教化政治，哲人教化好公民做趋向于善的好人，这种公民教育思想鲜明地体现在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以及“爱欲论”中。不过，苏格拉底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好哲学与政治、好人与好公民的关系，结果被雅典公民判处死刑。 柏拉图接受了苏格拉底之死所传达的哲学与政治的永恒冲突的警示，走向了言辞中的城邦。这样的城邦显现于好人对持欲望政治观习俗主义的批评之中，是由好人设计并由好人充当教化者的教育城邦。柏拉图通过“高贵的谎言”、“船喻”、“太阳喻”、“洞穴之喻”展现了好人充当教化者以及好公民做好人的必要性。 不过，柏拉图的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远离了现实政治，使得教好公民做好人的公民教育成为一种“遥远的理想”。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在继承了柏拉图的“沉思”是最高的幸福的前提下，提出了“人是政治的动物”与“人是理性的动物”的命题，以此“修正”了柏拉图的公民教育思想所透露出来的哲学教化与现实公民教化无涉的倾向。具体说，亚里士多德从默观、伦理德性、实践智慧三个方面论证了好公民做好人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步入启蒙时代，追寻自然，坚持好人与好公民为同的古典公民教育思想被启蒙哲人所终结，公民教育由此堕落为权利的教育，教育中的虚无主义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