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重要命题,反讽不管是在文学界还是在哲学领域都受到广泛的关注。浪漫派在反讽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浪漫派的学者们不仅把反讽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表现形式,也把它当做感知客观世界的主体思维方式,从而发展成了被后世称为的“浪漫派反讽”。F·施雷格尔的反讽理论脱胎于苏格拉底反讽和费希特哲学,同时也是浪漫派反讽的主导理论。E·T·A·霍夫曼作为一名成功的浪漫派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施雷格尔的反讽理论。他在创作过程中自觉的运用Parekbase及Arabeske等反讽艺术表现形式。从反讽创作的角度上说,霍夫曼的《雄猫穆尔的生活观——附出自废纸堆的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莱斯勒的传记片断》是一部大师之作。不管是前言中构建的多重反讽意识,还是存在于猫的生平和人的传记中强烈的结构和内容反差等,都体现了霍夫曼的反讽思维。公猫穆尔构成对艺术家和浪漫艺术的反讽,而克莱斯勒则是与宫廷世界对立的反讽形象。整部作品像一张网一样把两部分巧妙的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部“完整”的片断作品。